Z有一天过来找我，说她的左耳有点听不见了。我们通过楼下的对讲机聊了两句，她的耳朵好像确实出了点问题。我简单收拾了一下屋子，让她上来了。她把棕色的围巾放在椅背上，摘下口罩揣进兜里。你最近在看什么书，她说。其实她就是随便一问，因为她已经从我的桌子上拿起书来。哦，毕肖普。我说，别人给的，没看。她说，那我翻翻。时间已经不早了，我看一眼闹钟，不是不早了，是已经晚上十点了。我说，你的耳朵怎么了？她说，不知道，没什么大问题，就是一只耳朵不好用了。她用食指敲了敲右耳说，还有一只备用的。我点点头。她说，那是你女儿的披风？我说，是浴巾。她说，一只鲨鱼？我说，所以是浴巾嘛。她说，怎么你还住在这里啊，上次我来是七年前？我说，记不太清了。她说，差不多吧，毕肖普是干吗的啊？我说，一个诗人。她说，我说她是干吗的啊？我说，死时在哈佛大学教书。她说，真够可以的，你看这里说，写作这首诗的过程救了她，她当时已陷入绝望。梅斯菲索后来取消了婚约，两人相伴直至毕肖普去世。我说，我还没看到这段。她说，你瞧瞧这诗写得多肉麻，我给你念念吧。我说，好。她念到，失去的艺术不难掌握，如此多的事物似乎都，有意消失，因此失去它们并非灾祸。算了，太差劲了。我看见她的左耳流出血来，我说，你耳朵出血了。她说，没事没事。她的脸色苍白，手指尖都是白的，我说，你是不是吃了什么不该吃的东西？她说，没有没有，当初我们是怎么回事儿来着？我说，什么怎么回事儿？她说，时间很紧了，怎么回事儿来着？我说，想不起来了。她笑了说，对对对，你说我从来不给你做饭，画的你也不像。说完，她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放在毕肖普旁边。她挥手告别时，脸冲着门，并没有看我。
等她走后，我在书桌旁坐了一会。然后起身擦净了地上的血，把她留下的纸撕碎扔进垃圾袋，然后把垃圾袋提出来系好放在门口，再套一个新的。
我看了看鲨鱼浴巾，它并不存在。Z是我的邻居，一个画家，她的丈夫和女儿上月死于车祸后，她已经来了我家七次，送给我七张她丈夫的肖像画。
2.
离家写小说之后，我常想起那个高中老师W，一个女的，个子不高，可称瘦小，不过眼眸光闪闪，如同小型探照灯。我在一本书的后记里提到过她，说她当年对我如何如何好，鼓励我写作文，那本书写得比较早，现在再看那段有点烂俗了，不过确是实情。不过时常想起她，也总有点不对，最近做梦有时也会梦见她，这就更怪了。而且在梦里，我老是向她伸出手去，好像在索要什么东西。按理说，是我欠她比较多，后来也没去看过她，管她要东西，有点不厚道，但是到底要什么呢？前两天有个记者给我发了个邮件，说，有几个问题要问我，第一个问题是我第一篇小说写的是什么，不是发表的第一篇小说，而是自认为的第一篇小说。这个记者也许通点弗洛伊德，这个问题没人问过。我想了想，忽然想起来，如果说是小说这个东西的话，那我的第一篇小说应该写于高中，高二。我记起来了，那不是一篇作文，是一篇小说，交上去了，写了大约三千字。题目叫什么来着，啊，对，叫《白色的荆轲》，至于为什么荆轲是白色的，写了什么，忘得一干二净。我伸手向她索要的，应该就是这个东西。
语文老师W应该拿着我的这篇小说。我有这个感觉。梦里我那么理直气壮，应该不是没道理的。我有一个通讯录，当然是在手机里，我每个月都会做一次打扫，把不需要的人删除掉。现在里面已经没有一个高中同学和高中老师的号码。不过高中没有位移，一直在那里。我便给W寄了个包裹过去，里面是两本我的书，和一个便笺，便笺上写，尊敬的W老师，您所做的一切我都感念在心，不过最重要的是请把那白色的荆轲还给我。过了一周，包裹被退回，查无此人。无法，只好在网上查了查，学校平庸，W姓名也普通，同名同姓者多之，不过连带查到了现任校长的名字。我将包裹重又寄出，不过便笺改了改内容，询问W的去向。过了一周，我收到回音，书和便笺对方已经留下，寄给我一个新便签，上面写着：
尊敬的小说家朋友，语文教师W十二年前，也就是您毕业一年后，在校门口被一个白衣男子领走了，从此杳无音信。据说有人在西安见过她，长发过腰，双眸闪亮，斜背长剑，一闪而过。若此事对您的职业有所帮助，也算是母校对您的寒酸的支持。祝好，不要再寄任何带字的东西来了。
3.
M的前夫是个医生，我看过照片，相当儒雅，口袋里别着圆珠笔。我和她约会了两次，她很爱干净，来我家都自带床单和毛巾，也许是遗传了前夫的脾性。她目前没有工作，不过除了有笔遗产，她的父母都是大学中文系教授，她其实一直没工作，不怎么为钱发愁。她有一对小巧的乳房，一头利落的短发，和两本写得不错的诗集。第二次约会后，她坐在床边抽烟，跟我说起前夫的死。真是一次意外，他是心脏科医生，她说。那天我们去逛超市，你知道吧，就是7-eleven，我们俩准备买一点薯片回去看电影。他喜欢吃着薯片，喝着可乐，把脚放在书桌上，对着电脑看电影，而我喜欢依偎在他怀里，你是作家，跟你讲这个应该没关系吧。我比较直率，你也发现了吧。他娶我时，我提醒过他，我说我啊，没什么正经事儿，恋爱谈了很多，你能接受？他很坦然，说有一天我不爱他了，可以走，婚姻就是徒手爬楼，对吧，累了可以下去。我说你这话说得挺好，我可以嫁给你，为了你这个比喻。结婚之后挺舒心，他有种磁性，我很愿意给他讲故事，怎么说呢，有时候觉得他像我妈。我的所有男友他都知道，每一个他都听过，床上的细节我不讲，直率不是傻逼，你说是吧。那天在7-eleven，我们正在琢磨是买薯片还是薯条，突然我看见了我的一个前男友，是个音乐人，唱民谣的。我跟他打了招呼，然后把婚戒在他面前晃了一下，他也挺开心，我们俩当初挺好的，后来没有往来谁也没记恨谁。他指了指背后的吉他，说一会在酒吧有演出，请我们去听听。我丈夫没意见，他知道没问题，他一看我的眼睛就是知道没问题，电影可以明天看，反正也在硬盘里存着。
酒吧不大，但是环境特别好，音响也很专业，去的我看都是懂行的人。前男友唱了两首歌，都是自己写的，他还是挺棒的，你知道吧，真是有才华，而且不急，在酒吧唱歌也挺高兴。第三首歌，他提了一嘴，说是我写的诗，他谱了曲，他不说我都忘了，确实有这么一首歌。他唱了起来，我顿时一颤，真是好，当初没觉得好，时间给这歌注了魂。歌唱完时，我回头看了看丈夫，他的眼睛里全是泪水，好像眼睛化了一样，他对我说，我被打中了，M。然后趴在桌子上死了。
心脏病突发，纯粹的意外。
4.
一天午夜跟老作家S喝酒。S大我三十岁，酒量是我两倍，结了五次婚，小说写了几百万字，在家乡买了两栋楼，北京有三套房，但是基本不开车，因为老是醉的，另一方面是性格暴躁，不爱摇号。那天喝到过了一点，S又点了一只鸡架，戴上塑料手套撕着吃，这时“叮”的一声进来一条短信，S将手套摘下，贴着手机看。他写了太多东西，睡了太少觉，眼睛坏得厉害。
“什么意思？”他说。
“他妈的什么意思嘛？”他将手机翻向我，说，“这他妈是什么意思？”
我见屏幕上几个大字：“小宝，我原谅你了”。号码一串，没有人名。我说，发错了吧，您都多大岁数了？他又把脸贴在手机上，“不然，这号码我有印象，叫我小宝的人也是有的。”我说，你慢慢想，我把鸡屁股吃了。他点点头，又歪过头说，是她，但是她死了啊。说完喝了一杯酒，说，应该是死了吧。他拿起电话，打给某人：喂，嗯嗯嗯，不要废话，我问你，L死了吗？是死了吧，嗯，什么时候死的？三年前，葬礼我还去了？好好好，你睡吧，好了好了，我是评委，嘴闭上，眼睛也闭上吧。
“听说过L吗？”
“没有。”
“二十年前是个不错的短篇小说作家。”
“哦。”
“哦哦哦，你是电动的？比我写得好。”
“嗯。”
“是我第一任妻子。”
“明白。”
“我出轨，她自杀了。”
“ . . . ”
“没摔死，摔成了残废。服务员，再来一瓶燕京。腰断了。”
“嗯。”
“三年前趁人不注意，吃了安眠药死了。其实她这么多年给我寄过不少小说，让我帮她发表。写得比过去差远了，也许脑袋也摔傻了，你说是不是？”
“我吃饱了。”
“死了之后，还要给我发短信，你说是不是脑袋摔傻了？啊，是不是啊？”
5.
在我上课时，课堂进来了三个人，两男一女，坐入第一排。我看了看他们，其中一个男的说，你继续讲啊。我便继续讲，讲了几分钟，另一个男的说，什么破玩意啊。学生站起来走了三分之二。有两个睡着的，分居西南两角。还有一个女生，坐在第二排，在记笔记。女的拿出瓜子儿吃，咔咔咔，呸，咔咔咔。第一个男的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条递给我说，这几个词不能用，你的新书。我说，为什么？他说，照做即可。我说，嗯，海明威说过，阉割虽然对人、动物和书都是小手术，可影响是巨大的。那人说，明白，可后来他让步了，用空格代替那些字眼，因为珀金斯在给他的信里写道：如果我们能够连载而不招致太严重的指责，你就能大大巩固你的地位，并且还能避免那种讨厌的批评，那种批评很糟糕，因为它使许多人不去关注书本身真正的价值。我说，你低估了我的骨气。他从兜里掏出一把枪和一包烟，说，你在小说里写过烟和手枪，现在你可以挑一个。我说，我不抽烤烟。他说，挑一个吧。我说，司马迁遭腐刑而后作《史记》，流芳百世。另一个男人说，不一样，《史记, 太史公自序》中讲，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健是刚强，羡是贪欲。你不是骨气，你是面子，贪欲和小聪明，“释此而任术”，把健羡，聪明解脱掉，走清静无为的道路。你考虑一下。我这有万宝路。他把一把古代凌迟用的柳叶刀和一包万宝路放在我面前。
我终于认出了眼前那个女生，一直听我讲课的女生。她每堂课都来，都是坐在第二排，从不迟到，也从不早退，从不提问，也没有回答过问题。她是我的读者，O，一个聋哑人，五年前曾经参加过我的活动，要过我的签名，那时她还是十四五岁的少女。我之所以认出她，是她当时给我留了一封信，她说，她是个沉默的人，喜欢阅读，最喜欢的小说是麦克尤恩的《立体几何》，小说精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小说中那种将人折叠进虚空的本领她能够掌握。她曾经折叠过酗酒凌虐她们母女的父亲，也折叠过很多寄不出去又不舍得烧毁的情书。她说也许有一天她会来到我的课堂学习写作，当然要等她长大一点。
我相信她能读出我的唇语，于是我向她提出我的要求。在下课铃响前，O将三人折叠完毕，将那盒万宝路留给我，然后走出了教室。
6.
尊敬的各位朋友，来宾，评委会的各位评审，大家下午好。我很高兴能够得奖，这是对我莫大的鼓励，就像在我很小的时候，老师会在我的作文底下画上一些波浪，意思是这两句写得好。这个奖就如同给我的人生底下画了一条波浪，说明我这几年干得还不错，这本小说也算站住了。恕我直言，我查了一下历届的得奖者，有的人确实是天才，有的人则不怎么好，我直说吧，是垃圾。所以我拿着这个奖杯，会想以后是不是有人也会这么想，会把我放入哪一类中。我希望即使不是天才，也不要成为令后来的得奖者感到屈辱的前辈。说到这里，我不想再念稿子了，因为我突然想到了我的朋友H，想必大家都认识H，他是个卓越的小说家，想必大家也都讨厌他，因为他的嘴实在太臭了，极爱争宠，攻击同行。我与他已经几乎五年没有说过话，因为他曾经对一个评论家说，我的一个备受好评的小说是抄袭他早年给我讲的一个故事，而他讲得那么的好，以至于我将他的一些语气词都保留在了小说里，哦，对，原话是，你细读一下他的小说，就会发现我的口吻。这是无稽之谈。那个故事是我奶奶讲给我的，他严重地冒犯了我的文学和我的亲人。我想在座的各位，如果遇到同样的境遇，也会与此人断绝来往。他最近三年消失于大家的视野中，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我当然也不知道。直到去年，他突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要给我讲一个故事。我想你们都能够理解我，没人能够抵挡听他讲故事的吸引力，于是我“嗯”了一声。他说他最近住在北方的一座废弃的工厂里，要写它，就应该住在其中。他经常在工厂里散步，发现这个工厂有一车间二车间三车间四车间六车间七车间八车间九车间，唯独没有五车间。当他习惯了此事之后，有一天五车间出现了，他便走了进去。发现里面的车床都在转动，生产线也在兀自生产着拖拉机，可是没有人。他就沿着生产线往前走，发现所有组装好的拖拉机都被送进了一个地洞里。他坐在拖拉机上，进了地洞。地洞里有头巨兽，十层楼高，坐在一潭泥浆里，吃着拖拉机。巨兽说它叫小瘪犊，已在此吃了几十年，吃进拖拉机，排出泥浆，从来没有吃过人，不过准备吃H。H跟它打了一架，把它的牙都打掉了，不过没有逮住它，小瘪犊没有牙之后，变成蟑螂一样大，一头钻进泥浆里不见了。H说，他被小瘪犊的爪子敲了一下头，所以最近老是忘事，所以跟我讲一下，防止以后想不起来了。他觉得，小瘪犊一定跑到另一个洞里去了，等着牙长出来，还要吃东西，他得把它逮住，等他逮住了它，这个故事也就有了结尾。然后就把电话挂掉了。我的这本书《巨兽》就是这么来的，结尾是最差的部分，因为我确实不知道结尾。所以，请允许我请求各位评审，把这个奖授予H，虽然我不知道他身在何处。就这样吧，奖杯还给你们，下次可能要更谨慎一些，不要把奖颁给一个速记员。一个伟大的作家是不会有时间站在这里的。
7.
很小的时候我住在艳粉街，一天来了一个老和尚。这个老和尚见我在门口尿尿，就从地上捡根树枝来捅我的小鸡鸡。我说，去你妈的。老和尚说，你这个小东西，你摸摸自己的头顶，是不是有条隆起？我摸了摸，果然有，就在头顶中央，自己吓了一跳，不知是原来就有还是忽然才有。我说，你这个老东西，怎么知道的？他说，你可知道这条隆起讲了个啥？我说，啥？他说，这是一道浪，前浪未平后浪又起，讲的是你这一辈子，比较跌宕，也讲的是，你这半寸，跟吃食无关，比吃食高半寸，你这辈子就琢磨这点东西。我说，你是要钱要米要油？他说，不要，还要给你东西。我说，老骗子，我要叫我爸。他从怀里掏出一只鸟，雪白雪白，脖子来回动着，眼珠鲜红，灰色小嘴如同一粒沙。鸟之小，令人诧异，就停在他的手心上。他说，这鸟给你，这鸟吃不了东西，就能活一晚。等它明早死了，你把它随时带在身上，放心，它不会腐臭。三十岁之后，若有人找你要鸟，你就把鸟给他，能助你事成。他用嘴一吹，鸟落在我的手心上，那个痒啊，好想抱住它保护它养育它。抬头时，和尚已经走远了，一颗光头一晃一晃，在豆腐坊旁边一拐，不见了。
鸟第二天死了。谁也不知道。我就把它放进文具盒。等我长大了一点，我就把它放进钱包里。等我三十岁了，写起了小说，我就把它夹在我的记事本里，记事本我随身带着，想到啥就写，算是一个外接的脑子。有一天夜里，我在公寓里写小说，我写了一个人物叫V，那是什么人呢？不好说。脾气大，爱说理，极美丽，特简单，有蓝色的温柔和洁白的欲念。我已经写了一个月，爱上了她，可是她就要死了，死于一场怀疑，一场围困，一场暴风雨。旋风卷着她，要把她摔死在乱石密布的旷野。这时她在旋风中喊到，鸟，把鸟给我！我跳起来，从记事本中拿出白鸟，用嘴一吹，鸟落在她的手心。鸟突然变得硕大无朋，驮着她从旋涡中升起，用两只巨翅为她挡雨。当她们停在我窗台时，天已经亮了。
V拉开窗，鸟飞了出去。她回过头对我说，你可以过来吻我了，虽然你比我想象得还要邋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