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 頁隔世的對話
蔣曉薇
午後的陽光穿過百葉窗簾,透進圖書館內,在書架打下一道道光紋。陽光如同琴鍵家的手,輕柔地滑過一排並列的實木書架,要是你是個惜書人,定會明白這光是如何撩動心弦。書架與書架之間,散發著幽幽的檀香氣味,走進其中,如同一扇頂天的門緩緩的向外打開,展開萬族萬方的世界。楊帆立喜歡在這洋溢著書香的小天地裡,將每層書架都放得滿滿當當的,每當他看到書架再也擠不進一本書的時候,他失落的心情就會馬上得到滿足,臉上也會露出欣喜的笑容。
楊帆立在數點圖書館藏書的數量,這是他在學校每年暑假的必要工作,將遺失的書記錄下來,將殘舊的書重新修補,為去年還未上架的書編碼,將被蛀的書報銷,這些工作都得在九月開學前完成。他在這裡擔任圖書館館長快將三年了,適應得很不錯。之前,他是一間書店的老闆,在銅鑼灣開設的二樓書店,跟讀者混得很熟。
他的書店不像一般的書店,倒像高級的家品店。書店是仿照日式家居簡約的設計,門口種了數株龜背葉、常春藤和萬年青,讓沒有陽光的樓梯也顯得一片新綠。走進書店中間,會看到由數十張純白的長桌拼合而成的展示台,由門口一直伸展到落地玻璃窗前,長桌上面放滿各式各樣的圖書,供讀者選購。當日光透進書店的時候,慵懶的貓兒會禁不住彎成一個飽滿的弓形,而楊閱則會跟客人一樣安靜的坐在靠背的沙發椅上,在書架上取出各樣另類的書打發時間。楊帆立雖然已告別青春年華,但心裡卻與他種的常春藤和萬年青一樣。他喜歡在店裡播歌,所選的歌都是帶有質感的聲音,能爬梳人們心裡糾結的情感,也能將人們在生活中遇到如同倒刺一樣的小創傷輕輕包裹。當陳綺貞、蘇打綠、王若琳還未流行的時候,他已經為讀者推介他們的歌曲,當然在他們的歌曲由小眾的品味變得流行以後,他並沒有在其中得到甚麼好處。要是問他最喜歡的曲目,或許,他會告訴你那是來自盧冠廷《一九八九》之後的專輯,其中是一首叫做《願》的主打歌。
如果你對他還有多一點興趣,或許你會問他書店結業的原因,那可以是因為業主迫遷,可以是因為營運艱難,也可以是因為性命之憂,其實他自己也說不清楚。在書店結束後,他曾做過好些不相干的職業,例如當過電影放映員、高級咖啡沖調師、速遞員、物業管理員等等,看起來好像跟書並無關係,但他認為,只要真心喜歡一樣東西,內心也會因為喜歡的東西而有了陽光;所以,為了抓住光,哪怕當了甚麼工作,只要有時間,楊帆立仍會手不釋卷。
記得那年,他當電影放映員的時候,影院放映《紙上城市》(Paper Towns),他就拿著John Green的同名小說在讀,還不住跟售票的職員分析故事中「虛有其表的城市」、「有名無實的城市」和「空想虛構的城市」的三重涵意;放映《丹麥女孩》(The Danish Girl) 時,他就拿著Niels Hoyer的《從男到女:莉莉.艾爾伯的告白》來看,將Lili Elbe的生平跟兼職的爆谷售賣員仔細說了一遍;在放映《不存在的房間》(Room) 時,他則拿著Jaycee Lee Dugard的《被偷走的人生》在看,還跟驗票的新員工研究那被囚禁在暗室的十八年,在不住被性侵犯的日子,人是怎麼可以在陰溝裡捕捉星空。
那段在影院裡工作的日子並不長,但在影院裡得到的養分,他並沒有忘記。正如現在,他點算圖書時,發現了書脊因長期接觸陽光而掉了色的《白鯨記》,他想起當年在放映室播放4DX版本的《白鯨傳奇:怒海之心》,足足把電影特效看了一百遍。但令他震驚的並不是災難的特技效果,而是給電影特效折騰掉的觀眾。他記得每當巨浪撲打捕鯨船時,影院的椅子都會震動和噴水,由於電影盡是波濤巨浪、白鯨甩尾的畫面,所以當觀眾離場的時候,無論衣服還是頭髮都會濕了半邊;楊帆立看著覺得比船隻解體、船員喪生的畫面還要動魄驚心。他覺得自己相當幸運,只需坐在放映室控制電腦,所以他手上的《白鯨記》不致於成為大海中漂流的一疊皺巴巴的紙張,否則,他恐怕那一疊皺巴巴的紙張會以借屍還魂的方式跟他說:「Call me Ishmael. AND I ONLY AM ESCAPED ALONE TO TELL THEE.」
如今楊帆立的額還是清爽無比,身上也沒有汗水,在恆溫的圖書館內,陽光剛好照射在《白鯨記》的書脊上,楊帆立取出那本書脊掉了色的經典名著,翻開發黃的內頁,他小心翼翼的拿著那如像走到風燭殘年的書唸著:
「赫爾曼.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生於一八一九年,出身荷蘭名門望族,後來因戰爭緣故,家道中落,父親自殺身亡。自父親過世後,一家清貧如洗,十五歲的他被迫輟學,在銀行、農場和商店輾轉打工。二十歲他走頭無路,離開城市,到海上謀生。一八四一年,他在美國麻州東岸當上水手,期間曾被原住民泰皮族俘虜,逃脫後,登上澳大利亞商船,後因參加暴動被囚在塔希提島。越獄後,他又重新當了捕鯨手,行經利物浦、加拉巴哥群島、馬貴薩斯群島、大溪地、夏威夷等地,於一八四四年回到美國並開始寫作。
三十一歲的他,潛心寫一部以捕鯨和航海經歷為題材的史詩式長篇小說,內容以一艘名為「皮庫德號」(Pequod)的捕鯨船駛向南太平洋尋找大白鲸為題材,透過描寫船上的生活及捕鯨業的擴張,作出殖民政策對原住民侵略行為的反思。《白鯨記》中的捕鯨船是滿載各樣的隱喻,Pequod就是美國東北部一個名為「佩克特」的印第安部落。十七世紀初,歐洲的殖民者不斷西進拓土,令「佩克特」人跟侵略者之間發生猛烈衝突。當年英國人藉口一位波士頓商人被「佩克特」人殺死,於是發動攻擊,燒其村舍,毀其莊稼,屠殺了五六百名「佩克特」人。那些跑不掉的,則被英國人俘虜或賣到新英格蘭或西印度群島作奴隸,致使「佩克特」部族從此滅亡。
《白鯨記》既是寫實冒險的故事,亦是揭露殖民主義、擴張主義、帝國主義的獨裁、欺凌和剝削的作品。可是《白鯨記》當初在美國印了兩千本,最後只賣出五本,一直沒有引起社會迴響,自然印第安其他原住民部族遭屠殺的事也沒有得到關注。」
就這樣,楊帆立跟梅爾維爾展開了一頁隔世的對話,他想起今早看過的新聞,標題是「單程證來港創十六年新高」,想著想著,他覺得自己似乎某個部份也成為了佩克特人。太陽在楊帆立不為意的時候,悄悄收起滑過書架的指尖,面前的書架漸漸成為浮動的陰暗的島,一群一群並靠著;海洋活躍起來,擠擁著前方的島嶼,巨浪拍打崖石,渾濁的浪朝天翻滾,頑固的泡沫下是一個張開的巨大下顎,細長險惡的鯨鬚直是打開的墓穴。驀地,他有一種不祥的預感,如同看到從遠處推湧著的巨浪正在吞吃活人的一場浩刧。
楊帆立在數點圖書館藏書的數量,這是他在學校每年暑假的必要工作,將遺失的書記錄下來,將殘舊的書重新修補,為去年還未上架的書編碼,將被蛀的書報銷,這些工作都得在九月開學前完成。他在這裡擔任圖書館館長快將三年了,適應得很不錯。之前,他是一間書店的老闆,在銅鑼灣開設的二樓書店,跟讀者混得很熟。
他的書店不像一般的書店,倒像高級的家品店。書店是仿照日式家居簡約的設計,門口種了數株龜背葉、常春藤和萬年青,讓沒有陽光的樓梯也顯得一片新綠。走進書店中間,會看到由數十張純白的長桌拼合而成的展示台,由門口一直伸展到落地玻璃窗前,長桌上面放滿各式各樣的圖書,供讀者選購。當日光透進書店的時候,慵懶的貓兒會禁不住彎成一個飽滿的弓形,而楊閱則會跟客人一樣安靜的坐在靠背的沙發椅上,在書架上取出各樣另類的書打發時間。楊帆立雖然已告別青春年華,但心裡卻與他種的常春藤和萬年青一樣。他喜歡在店裡播歌,所選的歌都是帶有質感的聲音,能爬梳人們心裡糾結的情感,也能將人們在生活中遇到如同倒刺一樣的小創傷輕輕包裹。當陳綺貞、蘇打綠、王若琳還未流行的時候,他已經為讀者推介他們的歌曲,當然在他們的歌曲由小眾的品味變得流行以後,他並沒有在其中得到甚麼好處。要是問他最喜歡的曲目,或許,他會告訴你那是來自盧冠廷《一九八九》之後的專輯,其中是一首叫做《願》的主打歌。
如果你對他還有多一點興趣,或許你會問他書店結業的原因,那可以是因為業主迫遷,可以是因為營運艱難,也可以是因為性命之憂,其實他自己也說不清楚。在書店結束後,他曾做過好些不相干的職業,例如當過電影放映員、高級咖啡沖調師、速遞員、物業管理員等等,看起來好像跟書並無關係,但他認為,只要真心喜歡一樣東西,內心也會因為喜歡的東西而有了陽光;所以,為了抓住光,哪怕當了甚麼工作,只要有時間,楊帆立仍會手不釋卷。
記得那年,他當電影放映員的時候,影院放映《紙上城市》(Paper Towns),他就拿著John Green的同名小說在讀,還不住跟售票的職員分析故事中「虛有其表的城市」、「有名無實的城市」和「空想虛構的城市」的三重涵意;放映《丹麥女孩》(The Danish Girl) 時,他就拿著Niels Hoyer的《從男到女:莉莉.艾爾伯的告白》來看,將Lili Elbe的生平跟兼職的爆谷售賣員仔細說了一遍;在放映《不存在的房間》(Room) 時,他則拿著Jaycee Lee Dugard的《被偷走的人生》在看,還跟驗票的新員工研究那被囚禁在暗室的十八年,在不住被性侵犯的日子,人是怎麼可以在陰溝裡捕捉星空。
那段在影院裡工作的日子並不長,但在影院裡得到的養分,他並沒有忘記。正如現在,他點算圖書時,發現了書脊因長期接觸陽光而掉了色的《白鯨記》,他想起當年在放映室播放4DX版本的《白鯨傳奇:怒海之心》,足足把電影特效看了一百遍。但令他震驚的並不是災難的特技效果,而是給電影特效折騰掉的觀眾。他記得每當巨浪撲打捕鯨船時,影院的椅子都會震動和噴水,由於電影盡是波濤巨浪、白鯨甩尾的畫面,所以當觀眾離場的時候,無論衣服還是頭髮都會濕了半邊;楊帆立看著覺得比船隻解體、船員喪生的畫面還要動魄驚心。他覺得自己相當幸運,只需坐在放映室控制電腦,所以他手上的《白鯨記》不致於成為大海中漂流的一疊皺巴巴的紙張,否則,他恐怕那一疊皺巴巴的紙張會以借屍還魂的方式跟他說:「Call me Ishmael. AND I ONLY AM ESCAPED ALONE TO TELL THEE.」
如今楊帆立的額還是清爽無比,身上也沒有汗水,在恆溫的圖書館內,陽光剛好照射在《白鯨記》的書脊上,楊帆立取出那本書脊掉了色的經典名著,翻開發黃的內頁,他小心翼翼的拿著那如像走到風燭殘年的書唸著:
「赫爾曼.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生於一八一九年,出身荷蘭名門望族,後來因戰爭緣故,家道中落,父親自殺身亡。自父親過世後,一家清貧如洗,十五歲的他被迫輟學,在銀行、農場和商店輾轉打工。二十歲他走頭無路,離開城市,到海上謀生。一八四一年,他在美國麻州東岸當上水手,期間曾被原住民泰皮族俘虜,逃脫後,登上澳大利亞商船,後因參加暴動被囚在塔希提島。越獄後,他又重新當了捕鯨手,行經利物浦、加拉巴哥群島、馬貴薩斯群島、大溪地、夏威夷等地,於一八四四年回到美國並開始寫作。
三十一歲的他,潛心寫一部以捕鯨和航海經歷為題材的史詩式長篇小說,內容以一艘名為「皮庫德號」(Pequod)的捕鯨船駛向南太平洋尋找大白鲸為題材,透過描寫船上的生活及捕鯨業的擴張,作出殖民政策對原住民侵略行為的反思。《白鯨記》中的捕鯨船是滿載各樣的隱喻,Pequod就是美國東北部一個名為「佩克特」的印第安部落。十七世紀初,歐洲的殖民者不斷西進拓土,令「佩克特」人跟侵略者之間發生猛烈衝突。當年英國人藉口一位波士頓商人被「佩克特」人殺死,於是發動攻擊,燒其村舍,毀其莊稼,屠殺了五六百名「佩克特」人。那些跑不掉的,則被英國人俘虜或賣到新英格蘭或西印度群島作奴隸,致使「佩克特」部族從此滅亡。
《白鯨記》既是寫實冒險的故事,亦是揭露殖民主義、擴張主義、帝國主義的獨裁、欺凌和剝削的作品。可是《白鯨記》當初在美國印了兩千本,最後只賣出五本,一直沒有引起社會迴響,自然印第安其他原住民部族遭屠殺的事也沒有得到關注。」
就這樣,楊帆立跟梅爾維爾展開了一頁隔世的對話,他想起今早看過的新聞,標題是「單程證來港創十六年新高」,想著想著,他覺得自己似乎某個部份也成為了佩克特人。太陽在楊帆立不為意的時候,悄悄收起滑過書架的指尖,面前的書架漸漸成為浮動的陰暗的島,一群一群並靠著;海洋活躍起來,擠擁著前方的島嶼,巨浪拍打崖石,渾濁的浪朝天翻滾,頑固的泡沫下是一個張開的巨大下顎,細長險惡的鯨鬚直是打開的墓穴。驀地,他有一種不祥的預感,如同看到從遠處推湧著的巨浪正在吞吃活人的一場浩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