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我覺得這好極了。誰知道呢，也許你最終會在國際刑事法院工作。我不介意告訴別人我的兒子在海牙上班。」
「那阿魯沙呢？」年輕人轉向白髮蒼蒼的父親問道。
「那不是我的首選。」父親歪著頭考慮了一會。「但我不會否定任何可能性。你看到哪裡有機會，哪裡需要人，你就盡力去爭取吧。讓人們知道對你而言沒有工作是過於艱巨的，也沒有工作會過於渺小。你的祖父是個好法官，也是個好人，很值得尊敬。但他太天真了。他以為只要努力做好工作，一定有人留意到。戰爭完結二十年後，當他所有老同志都有第二個家，在內烏姆住大洋房，我們還只是住在波斯尼亞摩斯塔的兩房公寓呢。
「我還記得他在吃晚飯的時候討論他如何判決一個輕犯的命運。他記得那個人的老婆和孩子，在庭上哀求憐憫的眼神，然後他告訴我們：『誰受的懲罰和痛苦會比他們多？但他們絲毫沒有傷害過任何人。現在等在他們面前的，竟是這樣的悲傷和痛苦...』有時只是因為無心說了一句得罪鐵托（Tito）的話呢，薩沙──」
那部日本車在爸爸說話的時候發出低調的咕嚕聲，輕易地超越了其他車輛。最安全的司機始終也是最快速的－當然是說在合理的範圍內－他會急速逃離他看不見的危險。向下的那面倒後鏡閒散地映照著後座堆放著的行李。「要好好利用你的時間，不要怕花功夫打好人脈關係。」父親對兒子說：「也要記著甚麼才是重要的...」
薩沙的注意力在遊移。他看著前面開揚的公路，對父親的話有的沒的聽著，像接收不好的電台廣播。在父親講話適當的時候點點頭，或發點聲音表示專注。這場單向的對話使車裡充盈著一種輕輕的、熟識的慰藉。不久前，他還微笑著。雖然聽了二十三年父親考究的談話，他還沒有對它的魅力生厭。
他們再次用英語談話。這對薩沙來說比較自然，對他們之間來說也是比較自然。語言的轉換挑起薩沙對這個不經意的習慣的思考，雖然他從前不常糾結這個問題。無論如何，又有誰可以責備他？他來到美國的時候只有七歲。去想已經過了多少年總感覺怪怪的。別人可能會說：「已經足足十五年了。」但事實上這些日子只是一些關於學校、女生和喝酒的模糊混合。
現在他要回去了。只是想著這件事也能為薩沙帶來快樂和興奮。明天這個時候他就會身處薩拉熱窩，早上用小瓷杯（fildžan）喝咖啡，午飯的時候吃烤肉腸（ćevapi）。
回憶起他自童年就離開了的國家，老家的片段像映畫般在他眼前播放著。這些都從難民署的面談開始。之後的數個星期，他們把地圖看了又看，務求熟讀俄亥俄州代頓市的高速公路和城鎮，同時也在想像自己的未來。當飛機抵達大西洋的另一邊，他伸出自己的腳，第一次接觸美國的土地。
他們抵達後最初的幾天，跟一家從Ključ來的人共用一個房間，兩家人用床單做的簾幕隔著，好讓大家都有私人空間。那家人的父親是一個惡名昭彰的集中營的幸存者。他曾經在營中目睹一個男人的人頭被當作足球踢，現在他睌上還不時會從令人顫慄的恐怖中驚醒。
樓下是宗教慈善機構的辦公室。在那幢白色的大分層屋後面，寬敞的後院伸延到一個少年罪犯感化中心的門前。那裡有些較年長的少年洗牌時熟練得像職業賭徒－「媽媽，他們像西部片的人一樣！」－他們還教薩沙，「is」的過去式是「was」。
他們居住的小區裡，綠樹成蔭的街道向人們招手，像帶著新生活的承諾。油漆剝落的門廊看在他們眼裡都是富足的象徵。他們少有理會地上的坑窪和垃圾，或者街角賣酒的小店。街上陌生的黑人－有時還有些白人－會向他們微笑。陽光燦爛的星期天早上，爸爸會唱著一支愉快的歌，領他們到令人喜悅的教堂裡，還常常引來一陣小騷動呢。
仲夏的某天，一個小伙子駕著偷來的奧斯摩比，撞向泊在路旁的貨車，然後赤著腳從後巷逃去。事件發生之後，慈善機構的男人主張停止晚間外出。難民們明白這是為他們的安全著想，大家都禁不住以這件事自娛：「誰知道呢，或者街上轉角就會碰上泛塞爾維亞分子了？」來自Ključ的男人說。
一個年輕人踏著單車看到男孩們在街上踢足球後，隨即從爸爸那裡得到許可，讓男孩們學足球。就這樣，男孩們得到自己的護腳墊、黑色短褲和襪子，還有用白色印著他們各自號碼的紫色球衣。自此之後，每逢星期二和星期四，男孩們都會坐在他們的門廊等著一架四方的大貨車在拐角處出現。慣性遲到的韋爾遜會把車停下，狡猾的叫男孩們來嗅嗅他的手指，這時候大家都急不及待的跳上貨車，向第七街的球場駛去。在球場耀眼的燈光下大家踢著球，暗處流浪狗在一邊咆哮一邊互相噬咬。那時以為足球明星之路觸手可及。
儘管協助薩沙家的慈善機構平日宣揚安全和天主教，運作上卻依照經濟準則。因為聯邦政府批出的金額和機構協助難民的人數掛鈎，安排的工作吸引了本地機構，安頓難民的速度快得使人目眩。兩個星期內，媽媽、爸爸和塞爾瑪都成為薩沙今秋會入讀的那間學校的校工。再過兩星期，他們就得到自己公寓的鑰匙，和第一個月租金的支票。
土褐色又發臭的公寓是一百四十個擠滿移民和小數族裔的單位其中一間。人們都負擔不起更好的地方了。蟑螂在房間裡肆無忌憚地行走，好像牠們才是屋的主人而不是人類。最大的那隻成為男孩們的醜陋寵物，還起了個名字叫坦克，直到牠的生命被母親的獵蟑螂鞋了結為止。
傍晚時分，爸爸會利用些空閒時間，坐在薩沙小學裡一間光亮的課室，俯在一本英語字典前學習。他會在第二份工作期間到附近的油站和人們練習日常會話，又會在郵局需要人手的時候去將印有不同郵遞區號的木箱填滿。一日下來，他回到家裡時已經累得像喪屍，這時候媽媽才開始上班。因為對未來惶惑不安，母親擦洗地板、便池和廁所時都帶著神經質的強逼感，好像片刻的分神都會使她失去這份工作似的。
那些都是刻苦的日子。最後，爸爸似乎用盡了他超人般的力氣，吐出一句不尋常的咒罵之後，他提起了電話。他打了一個他唯一知道的號碼。他的憤怒使他沉重的口音聽起來更嚴苛。我們家的門鐘第二天便響了。慈善機構的男人帶著一大袋食物到來，站在門廊。孩子們取笑他的東方外貌。但意外地，爸爸沒有讓他進屋。
「我不是打電話求助的。」他用他蹩腳的英語說。「我們很好。但因為你沒有來問候，所以我打過去問候你了。」他向那個人表達感謝之後，便把那人該死的善行關在外面了。
回憶起那時的感覺，薩沙不由得起了雞皮疙瘩。他們之中無人能準確表達這種感覺，但都覺得自己背後好像長了魔法的翅膀，在家裡那些吱吱作響的老家具附近飛起來，浮在半空。他現在想來，隱藏在那稚氣的衝動和勝利背後，是一個陰暗但堅定的信念：那段自己甚麼都不是的日子己經完結了。他們會活得更好。
***
坐在車裡差不多半小時了，爸爸還在說著些重要的事。薩沙考量著這個坐在自己旁邊的男人，這個健談的半神半人，家裡的生活都多虧他的努力。薩沙早就超越了他父親－－爸爸不再是那個看起來很高大的男人，除非跟其他人或物件比較。食桌旁的爸爸仍然很大，有人一起同行時很大，他坐在景致怡人的辦公室裡的位子上也顯得很大。現在坐在司機位的他有著穩健的體形，健碩的胸肌被安全帶繫著，就像他自己全力擁護的美國價值的柔軟延伸。
人們都非常喜歡和敬重他。他總能為別人提供歡樂和慷慨。別人對他強烈的第一印象總會隨著時間流逝而日益深刻。只有在很少時候，他會因為和政治傾向保守的朋友爭論激烈而失去自己的風度。「讓我告訴你甚麼是酷刑吧！」他用不太禮貌的語氣說道，同時把自己指向別人的手指換成左手的斷指。只有在這些時候，薩沙會為父親感到難過，並思考這個男人活過的日子和他捱過的苦。
他們在美國不到三年，爸爸便進了法律學校，從律師助理做起。他努力不懈的向更高的地位和更好的機遇前進。不久之前，他為自己的妻子帶來令人欽羡的房子，把孩子們送上大學，還進入了辛辛那提一間公司工作，處理國際客戶。冬天最寒冷的時候，他喜歡燒旺火爐，把雙腳擱在軟椅上，一隻手臂抱著他的妻子。他感嘆道：「親愛的美國，我們也做得不錯吧？」靠在他胸前的媽媽回應道：「是啊，這是對我們不錯的美國呢。」（Draga nasha Amerika.）這就是他們生活的速寫，一個成功的移民故事，細節也可以坦然地摘錄下來。
這些年來，受巴爾幹問題影響的家庭在代頓組成了一個小社區。那裡的移民大概可以分成兩個陣營。一派是把心留在故地，一有機會就往老家跑，而另一派，像薩沙的父母，決心離開後就頭也不回。當然，有些同鄉因為這個選擇而責備他們。可能是出於道德感或受傷的自尊心，我們都有些因為被別人認為自己對某種曾經共同擁護的東西不夠忠誠而感到懊惱，無論是習俗還是信念，立場還是傳統，那些內心深處仍然重視的東西。但因為離開本國已花了很大的氣力，之後你只能選擇完全放棄過去的生活，或總在計劃下次回鄉的旅程。許多人常常談論這個問題，但絕少選擇再次回去生活。
要是說他們到俄亥俄州之前對這個地方一無所知，俄亥俄州的居民對他們的了解也不相伯仲。就像一個過時的好主婦，本地人關心的事情僅止於家庭問題。一個黑人足球員被控告謀殺了他的白人妻子。案件和審判被廣泛報導，被告獲判無罪後很多人都上街示威。
「在俄羅斯生活是怎樣的呢？」其他孩子問薩沙。有時他們又會好奇：「你老家裡有多少隻駱駝？」
「巴西沒有駱駝哦！」一個頭髮綁著絲帶，樣子甜美的波多黎各女孩經常護著薩沙，替他回答。「對吧，薩沙？」
「就是嘛。」薩沙滿意地說。「你知道意大利在哪裡嗎？我的國家就在海的另一邊，是一塊心形的土地。」
因為校長的邀請，爸爸來到學校向一羣過份活躍的小學生講述他戰時的經驗。之後，那些孩子一臉厭惡，追問薩沙，為甚麼他父親沒有留下戰鬥，他是不是真的目睹過殺人的場面，他又是不是真的要喝自己的尿來生存。薩沙因為感到羞恥而滿面通紅。父親真的需要告訴這些朋友所有事嗎？甚至要向別人展示他斷了的手指？
薩沙一心只想停留在溫和的無名少年時光裡。他們剛到美國的時候，他想要的是合身的鞋子，合身的衣服，和正確的口音。文件上「Saša 」要寫成「Sasha」，以便別人能正確發音。他們沒有改掉家姓，只是把「Josipović」上那個外來的符號去掉。要是就著發音改成「沃斯溥維舒（Yosipovich）」的話，在他們看來實在是太過陌生了，遠不及自己本來的姓氏親切。但慢慢地，他們開始完美地習慣了美國用語，向別人介紹自己時會說自己的名字是德拉信（Drazhen），莉娜（Lejla），米爾沙（Mirza）和薩沙（Sasha）祖斯溥維克 （Joe-sipovik）。
薩沙有一次問他的哥哥：「你怎麼知道自己是波斯尼亞人還是美國人？」
米爾沙想了想：「唔，你覺得自己會娶哪國的女生，美國的還是波斯尼亞的？那你就會知道。」
不管怎樣，米爾沙後來就選擇娶了個啡色眼睛的新澤西州女生，在大學裡認識的。婚禮宴會上有炭烤全羊、手風琴音樂、很多的梅子白蘭地（rakija），就像一個在波斯尼亞辦的婚宴。但這些傳統還是象徵意義大些。它們標誌了米爾沙的出身背景，但對他而言，這些東西的熟悉感都不及他那雙笨拙的腳對大家圍成一圈跳著的那些快速的土風舞舞步熟悉。
慢慢地過了好些年，薩沙開始感到對某種忽視的意識刺痛著他。儘管他曾經渴望融入收養他的土地，但並沒有預見這個期望竟會改變他對自我的認識。雖然他的美國自我在意識中逐漸提升並取得主導地位，他這些年培養的歸屬感現在卻威脅著要消去他某些重要的部分。
他知道爸爸會說甚麼。有甚麼好抱怨的，都是廢話！你去問問逃了去歐洲國家的波斯尼亞人吧，那些去了德國、丹麥、瑞典的家庭，他們的孩子仍會被認為是移民，活在社會邊緣，永遠是個異鄉人！你寧願這樣嗎？不，他父親並不是多愁善感的人。他不能理解為甚麼媽媽能在一個情緒低落而寂寞的日子，一整天待在網絡上聽著波斯尼亞的歌，眼淚汨汨的流下來。有甚麼好懷念的？難道他們忘記了他們為甚麼要逃走，而能夠逃離又是多大的福氣？事情的核心簡單而清楚：他們非常幸運。他們來到這裡，活得好好的，身體和神智都健全。生活安穩且舒適。
沒錯，這一切都很對。但始終，薩沙會想，為甚麼他的父母不會要求跟過去有些聯繫呢？他們怎麼不去嘗試呢？他們很少在祖父母還在生的時候叫他寫幾句去問候。但據他們說，沒有人會阻止他寫。他自己不也在聽說是祖父母打來的電話時，搖著手說：「告訴他們我不在。」？
現在，他願意以那時的泠漠交換能讓自己安心的良知，以他父母的寬容交換一點羞恥感，以今天交換一些過去。他年少的時候為甚麼不更著緊些呢？他現在又為甚麼突然如此在意？他甚至懷疑這種傷感的程度，但他否定了這些質疑。沒錯，他成長了，比從前更意識到自我和自己一直走來的路，但當中有著對一切曾經屬於自己的東西的感覺的失落。逐漸發現和確認這種空白吸引了他。自然得像一個人站在山腳，覺得自己一定要攀登它。就像走下一個峽谷般自然，薩沙潛進自己內心混濁的情感河流，不為甚麼，只因為它存在。
爸爸微笑著把車泊進機場的停車場，說道：「現在你是代表我們的大使了。要代我們打招呼，要有禮貌，不用擔心花錢的事。到了之後要打電話給媽媽，可別忘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