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我觉得这好极了。谁知道呢，也许你最终会在国际刑事法院工作。我不介意告诉别人我的儿子在海牙上班。”
“那阿鲁沙呢？”年轻人转向白发苍苍的父亲问道。
“那不是我的首选。”父亲歪着头考虑了一会。“但我不会否定任何可能性。你看到哪里有机会，哪里需要人，你就尽力去争取吧。让人们知道对你而言没有工作是过于艰巨的，也没有工作会过于渺小。你的祖父是个好法官，也是个好人，很值得尊敬。但他太天真了。他以为只要努力做好工作，一定有人留意到。战争完结二十年后，当他所有老同志都有第二个家，在内乌姆住大洋房，我们还只是住在波斯尼亚摩斯塔的两房公寓呢。
“我还记得他在吃晚饭的时候讨论他如何判决一个轻犯的命运。他记得那个人的老婆和孩子，在庭上哀求怜悯的眼神，然后他告诉我们：‘谁受的惩罚和痛苦会比他们多？但他们丝毫没有伤害过任何人。现在等在他们面前的，竟是这样的悲伤和痛苦...’有时只是因为无心说了一句得罪铁托（Tito）的话呢，萨沙──”
那部日本车在爸爸说话的时候发出低调的咕噜声，轻易地超越了其他车辆。最安全的司机始终也是最快速的－当然是说在合理的范围内－他会急速逃离他看不见的危险。向下的那面倒后镜闲散地映照着后座堆放着的行李。“要好好利用你的时间，不要怕花功夫打好人脉关系。”父亲对儿子说：“也要记着甚么才是重要的...”
萨沙的注意力在游移。他看着前面开扬的公路，对父亲的话有的没的听着，像接收不好的电台广播。在父亲讲话适当的时候点点头，或发点声音表示专注。这场单向的对话使车里充盈着一种轻轻的、熟识的慰藉。不久前，他还微笑着。虽然听了二十三年父亲考究的谈话，他还没有对它的魅力生厌。
他们再次用英语谈话。这对萨沙来说比较自然，对他们之间来说也是比较自然。语言的转换挑起萨沙对这个不经意的习惯的思考，虽然他从前不常纠结这个问题。无论如何，又有谁可以责备他？他来到美国的时候只有七岁。去想已经过了多少年总感觉怪怪的。别人可能会说：“已经足足十五年了。”但事实上这些日子只是一些关于学校、女生和喝酒的模糊混合。
现在他要回去了。只是想着这件事也能为萨沙带来快乐和兴奋。明天这个时候他就会身处萨拉热窝，早上用小瓷杯（fildžan）喝咖啡，午饭的时候吃烤肉肠（ćevapi）。
回忆起他自童年就离开了的国家，老家的片段像映画般在他眼前播放着。这些都从难民署的面谈开始。之后的数个星期，他们把地图看了又看，务求熟读俄亥俄州代顿市的高速公路和城镇，同时也在想象自己的未来。当飞机抵达大西洋的另一边，他伸出自己的脚，第一次接触美国的土地。
他们抵达后最初的几天，跟一家从Ključ来的人共享一个房间，两家人用床单做的帘幕隔着，好让大家都有私人空间。那家人的父亲是一个恶名昭彰的集中营的幸存者。他曾经在营中目睹一个男人的人头被当作足球踢，现在他睌上还不时会从令人颤栗的恐怖中惊醒。
楼下是宗教慈善机构的办公室。在那幢白色的大分层屋后面，宽敞的后院伸延到一个少年罪犯感化中心的门前。那里有些较年长的少年洗牌时熟练得像职业赌徒－“妈妈，他们像西部片的人一样！”－他们还教萨沙，“is”的过去式是“was”。
他们居住的小区里，绿树成荫的街道向人们招手，像带着新生活的承诺。油漆剥落的门廊看在他们眼里都是富足的象征。他们少有理会地上的坑洼和垃圾，或者街角卖酒的小店。街上陌生的黑人－有时还有些白人－会向他们微笑。阳光灿烂的星期天早上，爸爸会唱着一支愉快的歌，领他们到令人喜悦的教堂里，还常常引来一阵小骚动呢。
仲夏的某天，一个小伙子驾着偷来的奥斯摩比，撞向泊在路旁的货车，然后赤着脚从后巷逃去。事件发生之后，慈善机构的男人主张停止晚间外出。难民们明白这是为他们的安全着想，大家都禁不住以这件事自娱：“谁知道呢，或者街上转角就会碰上泛塞尔维亚分子了？”来自Ključ的男人说。
一个年轻人踏着单车看到男孩们在街上踢足球后，随即从爸爸那里得到许可，让男孩们学足球。就这样，男孩们得到自己的护脚垫、黑色短裤和袜子，还有用白色印着他们各自号码的紫色球衣。自此之后，每逢星期二和星期四，男孩们都会坐在他们的门廊等着一架四方的大货车在拐角处出现。惯性迟到的韦尔逊会把车停下，狡猾的叫男孩们来嗅嗅他的手指，这时候大家都急不及待的跳上货车，向第七街的球场驶去。在球场耀眼的灯光下大家踢着球，暗处流浪狗在一边咆哮一边互相噬咬。那时以为足球明星之路触手可及。
尽管协助萨沙家的慈善机构平日宣扬安全和天主教，运作上却依照经济准则。因为联邦政府批出的金额和机构协助难民的人数挂钩，安排的工作吸引了本地机构，安顿难民的速度快得使人目眩。两个星期内，妈妈、爸爸和塞尔玛都成为萨沙今秋会入读的那间学校的校工。再过两星期，他们就得到自己公寓的钥匙，和第一个月租金的支票。
土褐色又发臭的公寓是一百四十个挤满移民和小数族裔的单位其中一间。人们都负担不起更好的地方了。蟑螂在房间里肆无忌惮地行走，好像牠们才是屋的主人而不是人类。最大的那只成为男孩们的丑陋宠物，还起了个名字叫坦克，直到牠的生命被母亲的猎蟑螂鞋了结为止。
傍晚时分，爸爸会利用些空闲时间，坐在萨沙小学里一间光亮的课室，俯在一本英语字典前学习。他会在第二份工作期间到附近的油站和人们练习日常会话，又会在邮局需要人手的时候去将印有不同邮政编码的木箱填满。一日下来，他回到家里时已经累得像丧尸，这时候妈妈才开始上班。因为对未来惶惑不安，母亲擦洗地板、便池和厕所时都带着神经质的强逼感，好像片刻的分神都会使她失去这份工作似的。
那些都是刻苦的日子。最后，爸爸似乎用尽了他超人般的力气，吐出一句不寻常的咒骂之后，他提起了电话。他打了一个他唯一知道的号码。他的愤怒使他沉重的口音听起来更严苛。我们家的门钟第二天便响了。慈善机构的男人带着一大袋食物到来，站在门廊。孩子们取笑他的东方外貌。但意外地，爸爸没有让他进屋。
“我不是打电话求助的。”他用他蹩脚的英语说。“我们很好。但因为你没有来问候，所以我打过去问候你了。”他向那个人表达感谢之后，便把那人该死的善行关在外面了。
回忆起那时的感觉，萨沙不由得起了鸡皮疙瘩。他们之中无人能准确表达这种感觉，但都觉得自己背后好像长了魔法的翅膀，在家里那些吱吱作响的老家具附近飞起来，浮在半空。他现在想来，隐藏在那稚气的冲动和胜利背后，是一个阴暗但坚定的信念：那段自己甚么都不是的日子己经完结了。他们会活得更好。
***
坐在车里差不多半小时了，爸爸还在说着些重要的事。萨沙考量着这个坐在自己旁边的男人，这个健谈的半神半人，家里的生活都多亏他的努力。萨沙早就超越了他父亲－－爸爸不再是那个看起来很高大的男人，除非跟其他人或物件比较。食桌旁的爸爸仍然很大，有人一起同行时很大，他坐在景致怡人的办公室里的位子上也显得很大。现在坐在司机位的他有着稳健的体形，健硕的胸肌被安全带系着，就像他自己全力拥护的美国价值的柔软延伸。
人们都非常喜欢和敬重他。他总能为别人提供欢乐和慷慨。别人对他强烈的第一印象总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日益深刻。只有在很少时候，他会因为和政治倾向保守的朋友争论激烈而失去自己的风度。“让我告诉你甚么是酷刑吧！”他用不太礼貌的语气说道，同时把自己指向别人的手指换成左手的断指。只有在这些时候，萨沙会为父亲感到难过，并思考这个男人活过的日子和他捱过的苦。
他们在美国不到三年，爸爸便进了法律学校，从律师助理做起。他努力不懈的向更高的地位和更好的机遇前进。不久之前，他为自己的妻子带来令人钦羡的房子，把孩子们送上大学，还进入了辛辛那提一间公司工作，处理国际客户。冬天最寒冷的时候，他喜欢烧旺火炉，把双脚搁在软椅上，一只手臂抱着他的妻子。他感叹道：“亲爱的美国，我们也做得不错吧？”靠在他胸前的妈妈回应道：“是啊，这是对我们不错的美国呢。”（Draga nasha Amerika.）这就是他们生活的速写，一个成功的移民故事，细节也可以坦然地摘录下来。
这些年来，受巴尔干问题影响的家庭在代顿组成了一个小社区。那里的移民大概可以分成两个阵营。一派是把心留在故地，一有机会就往老家跑，而另一派，像萨沙的父母，决心离开后就头也不回。当然，有些同乡因为这个选择而责备他们。可能是出于道德感或受伤的自尊心，我们都有些因为被别人认为自己对某种曾经共同拥护的东西不够忠诚而感到懊恼，无论是习俗还是信念，立场还是传统，那些内心深处仍然重视的东西。但因为离开本国已花了很大的气力，之后你只能选择完全放弃过去的生活，或总在计划下次回乡的旅程。许多人常常谈论这个问题，但绝少选择再次回去生活。
要是说他们到俄亥俄州之前对这个地方一无所知，俄亥俄州的居民对他们的了解也不相伯仲。就像一个过时的好主妇，本地人关心的事情仅止于家庭问题。一个黑人足球员被控告谋杀了他的白人妻子。案件和审判被广泛报导，被告获判无罪后很多人都上街示威。
“在俄罗斯生活是怎样的呢？”其他孩子问萨沙。有时他们又会好奇：“你老家里有多少只骆驼？”
“巴西没有骆驼哦！”一个头发绑着丝带，样子甜美的波多黎各女孩经常护着萨沙，替他回答。“对吧，萨沙？”
“就是嘛。”萨沙满意地说。“你知道意大利在哪里吗？我的国家就在海的另一边，是一块心形的土地。”
因为校长的邀请，爸爸来到学校向一羣过份活跃的小学生讲述他战时的经验。之后，那些孩子一脸厌恶，追问萨沙，为甚么他父亲没有留下战斗，他是不是真的目睹过杀人的场面，他又是不是真的要喝自己的尿来生存。萨沙因为感到羞耻而满面通红。父亲真的需要告诉这些朋友所有事吗？甚至要向别人展示他断了的手指？
萨沙一心只想停留在温和的无名少年时光里。他们刚到美国的时候，他想要的是合身的鞋子，合身的衣服，和正确的口音。文件上“Saša ”要写成“Sasha”，以便别人能正确发音。他们没有改掉家姓，只是把“Josipović”上那个外来的符号去掉。要是就着发音改成“沃斯溥维舒（Yosipovich）”的话，在他们看来实在是太过陌生了，远不及自己本来的姓氏亲切。但慢慢地，他们开始完美地习惯了美国用语，向别人介绍自己时会说自己的名字是德拉信（Drazhen），莉娜（Lejla），米尔沙（Mirza）和萨沙（Sasha）祖斯溥维克 （Joe-sipovik）。
萨沙有一次问他的哥哥：“你怎么知道自己是波斯尼亚人还是美国人？”
米尔沙想了想：“唔，你觉得自己会娶哪国的女生，美国的还是波斯尼亚的？那你就会知道。”
不管怎样，米尔沙后来就选择娶了个啡色眼睛的新泽西州女生，在大学里认识的。婚礼宴会上有炭烤全羊、手风琴音乐、很多的梅子白兰地（rakija），就像一个在波斯尼亚办的婚宴。但这些传统还是象征意义大些。它们标志了米尔沙的出身背景，但对他而言，这些东西的熟悉感都不及他那双笨拙的脚对大家围成一圈跳着的那些快速的土风舞舞步熟悉。
慢慢地过了好些年，萨沙开始感到对某种忽视的意识刺痛着他。尽管他曾经渴望融入收养他的土地，但并没有预见这个期望竟会改变他对自我的认识。虽然他的美国自我在意识中逐渐提升并取得主导地位，他这些年培养的归属感现在却威胁着要消去他某些重要的部分。
他知道爸爸会说甚么。有甚么好抱怨的，都是废话！你去问问逃了去欧洲国家的波斯尼亚人吧，那些去了德国、丹麦、瑞典的家庭，他们的孩子仍会被认为是移民，活在社会边缘，永远是个异乡人！你宁愿这样吗？不，他父亲并不是多愁善感的人。他不能理解为甚么妈妈能在一个情绪低落而寂寞的日子，一整天待在网络上听着波斯尼亚的歌，眼泪汨汨的流下来。有甚么好怀念的？难道他们忘记了他们为甚么要逃走，而能够逃离又是多大的福气？事情的核心简单而清楚：他们非常幸运。他们来到这里，活得好好的，身体和神智都健全。生活安稳且舒适。
没错，这一切都很对。但始终，萨沙会想，为甚么他的父母不会要求跟过去有些联系呢？他们怎么不去尝试呢？他们很少在祖父母还在生的时候叫他写几句去问候。但据他们说，没有人会阻止他写。他自己不也在听说是祖父母打来的电话时，摇着手说：“告诉他们我不在。？”
现在，他愿意以那时的泠漠交换能让自己安心的良知，以他父母的宽容交换一点羞耻感，以今天交换一些过去。他年少的时候为甚么不更着紧些呢？他现在又为甚么突然如此在意？他甚至怀疑这种伤感的程度，但他否定了这些质疑。没错，他成长了，比从前更意识到自我和自己一直走来的路，但当中有着对一切曾经属于自己的东西的感觉的失落。逐渐发现和确认这种空白吸引了他。自然得像一个人站在山脚，觉得自己一定要攀登它。就像走下一个峡谷般自然，萨沙潜进自己内心混浊的情感河流，不为甚么，只因为它存在。
爸爸微笑着把车泊进机场的停车场，说道：“现在你是代表我们的大使了。要代我们打招呼，要有礼貌，不用担心花钱的事。到了之后要打电话给妈妈，可别忘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