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点半：
带着六个颜色，大小，质地，内容各异的包，我登上了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国际列车。
头天晚上，一大堆 (“堆”里的每个人都是我爱的朋友) 人在我家刷夜。说的什么记不清了，只记得很多人都站着 (房间小) ，屋子里烟雾缭绕。一个朋友出去从北京饭店买来两瓶“长城干白” (不是白干) ，家里没有拔瓶塞的家伙，不知道是怎么把瓶子打开的，反正最后这个饮料—中法合资的首个酒类产品—都和着泪水进了每个人的肚子里。
走进我的车厢后马上扑到窗前看着站台上为我送行的十八个朋友。看不真切：天还没有亮透，满眶泪水也不“给力”。只记得他们的表情大都很沉重：此去前途未卜？
有一种想跳下车的冲动。
八点整，站台开始换布景：列车开动了，车厢里乐声渐起: “重归苏莲托”。
重归苏莲托？重归苏联？重归？
我坐在铺上，一任泪水竖流......
“Don’t cry, you are going to see......” (别哭了，你要去看......)
一只手递给我一块手绢。
这时我才发现,“房间”里还有两个人，看上去岁数比较大 (对两天前才过了三十岁生日的我来说，他们算是老头儿了) ，都是一脸的慈祥。我跟那劝慰我的人点了点头，没说话：“别哭”？说得容易。
好歹平静下来，把六个包堆在门旁的角落里，一个人呆坐着, 觉得无限地累：哭了一夜加上一早上，怎么会精神抖擞 ？
“You are going to Moscow?” (去莫斯科？)
“Yes, but will continue after Moscow, I'm going to Paris.” (是，莫斯科以后还要赶路，我去巴黎。 )
“Paris! It’s wonderful! You are like Madame Curie! You should be happy!” (巴黎！多好啊！你跟居里夫人一样！你该高兴才对！)
真的，我跟居里夫人一样：都去巴黎......
“Where are you going?” (你去哪儿？)
“I’m on a work trip to Ulan Bator, I’m economic attaché at the Polish Embassy.” (我去乌兰巴托出差，我是波兰使馆的经济参赞)
“您去哪儿？” 我问另外一个“老头”。
“我去莫斯科开会，有个俄国文学国际研讨会”。
他们去出差，去开会, 然后回去。我呢？还能再看到我的北京，我的朋友们吗？泪水又涌进眼里......
“别哭了，出国是好事儿。你去巴黎留学吗？”
“是。”
这老头，还能听懂英文，肯定是个间谍！
这时，进来一位在车上送牛奶的胖大妈，看到我 « 痛不欲生 »的样子，一屁股坐在我的铺位上，搂着我说了一大堆俄国话。我都听懂了：善良，爱......
晚上去了餐车，坐在我后面的是几个刚在北京旅游过的黄毛子，听着他们大谈京游
见闻和感想，泪水再次夺眶而出，幸好是独自面壁，没人能看见我那副哭相。
北京，我的故乡，我爱你。
*
十一月二十七号晚上八点：
火车要从二连浩特出境了。没有人来查票，查护照：早上已经反复查过了。
两个蒙古人进了我们的包房后问道 : “身体好不好？ 有没有病？” 问了好几次。
我真感动 : 他们为我们的健康操心！！后来才知道，他们是边防检疫，怕我们把疾病，瘟疫什么的带进他们的国家。
我有病，心病：一个包里放着一位老先生送给我的两幅画，一幅让我送朋友，另一幅让我混不下去时卖了。彼时老先生(一位有名的中国画家) 的作品出境需要特批。我没有特批。
老画家顺利出境。
蒙古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空旷”：初冬的狂风似乎卷走了所有的生命，茫茫荒野，空无一人，空无一物，就像乌兰巴托国际列车站候车室里的小卖部。
好老头儿波兰经济参赞在乌兰巴托下车了，我和第二个老头儿（后知他是北师大教授）把他送到门口——车厢门口——然后继续赶路。
火车停了二十分钟后再次开动。
车里的朋友告诉我：两个日本人因为拍照被扣留了。这日本人也是，拍什么？根本无物可拍......
*
十一月二十八号：
火车准备进入“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 (要有入境检查了。)
心里又开始打鼓： 我的另一个包里藏着两本书：“古拉格群岛”上，下集。彼时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在苏联是禁书, 人也是“禁”人，他获准返回深爱的俄罗斯祖国是九年后的事了。我这两本是中译本，苏联人看不懂，但是书的封面都是作者的大照片 (书里也有大量的图片)......
走前准备行李时把一些书托运了，只有这两本，我千辛万苦地把它们带在身边，要是......？ 这可是到了“禁书”国了呀！
怎么办？
我的目光落在去莫斯科开会的老头儿身上。
“您去莫斯科开俄罗斯文学研讨会，您是作家吗？”
“不是，我在北师大工作，教俄罗斯文学。”
“哦，那您肯定知道所有的俄国作家吧？”
他笑了笑 (既熟悉又让我讨厌的矜持的笑) ：“可能吧。”
“那您肯定知道索尔仁尼琴吧？”
“当然知道啦！”
“那他的作品您都知道吧？”
“知道一些。”
“那您看过什么作品？”
“没看过，国内没有他的书。”
“那您想看吗？” (毒品贩子恐怕就是这付嘴脸)
“如果有当然想看。”
“我有。”
老头儿原本躺在上铺 (我们这个“房间”有四个铺位) ，这时马上坐了起来。
“哦，是什么书？”
“古拉格群岛。”
“你从哪儿找到的？”
“朋友给我的。”
“借给我看看好不好？”
“没问题，可是我有点儿害怕......”
“你怕什么？”
“您知道，他的书在苏联是禁书，万一有人来检查怎么办？”
“没关系，你不用怕。万一有人来检查，你别作声，我跟他们说。”
我能作什么声？我又不会说俄文。
心可是放下了不少。
我把上,下集都拿出来，递给了他。
从那以后的两，三天我们彼此都不大说话，他要抓紧时间在火车到莫斯科前看完这部巨著，没功夫答理我；我也有自己的事儿要忙活。
检查来了。
一天晚饭后，有人敲我们的 “房”门，打开门，三个肩跨长枪的苏联士兵，枪上有刺刀。
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接触持枪的军人。我什么都没说：不会说，也不知道说什么。
正在看书的北师大教授马上用俄文和他们打招呼，叽哩咕噜说了很多，那三个士兵轰然大笑，没检查就退出去了！
“您跟他们说什么了？他们怎么没检查？” 我缓过神来后马上问他。
“开了个玩笑。”
“多亏您了！！您的俄文真棒啊！”
教授告诉我，他生长在中苏边界，从小就会说俄文。怪不得！！
索尔仁尼琴安然入境。
*
西伯利亚 ！
那么多人在那么多大都市里摩肩接踵，这里却是几公里，几十公里看不见人烟，只有车窗外的蓝天，白雪，望不到头的绿松柏和白桦树，金黄色的木屋和屋顶上飘着的炊烟, 三十年后仍旧清晰如昨日......
美丽，洁白无瑕的西伯利亚！
“现在车沿着贝加尔湖开呢！！” 不知是谁喊了一声。
果不其然，窗外不时能看到各种白色的造型：地球上最深， 容量最大的淡水湖贝加尔湖因受月球的影响／作用产生潮汐，极低的气温把涌向湖边的水浪冻成了形状各异的美丽“冰雕” 。
什么是“鬼斧神工”? 这就是 !
*
五昼夜的行程可不短。列车连续行驶十几个小时才喘一二十分钟的气，我们才能放风。
得想办法消磨时间。
我的办法是：串门儿（串车厢）。
我的包房隔壁“住”着一个大黄毛，是个英国小伙子。他去南朝鲜 (后来叫韩国) 看女朋友，然后打算回英国还是去别的地方我忘了。聊起天来知道他会说法文，太巧了：我正为一件事儿发愁呢！英译法，我一边说，小伙子一边写，很快地两封信被泡制出来了。这小伙子，真招人喜欢！
这个“招人喜欢”的小伙子可不招所有人喜欢。一天早上，我打开包房的门，发现 左边地上有一个小 « 山包 »：小伙子的东西都被扔到过道上了。本来我们都受到例行检查，不过苏联人对这个英国小伙子是情有独钟。彼时中苏关系远非好得“跟蜜里调油”似的，但是苏联人会区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
*
十一月三十号：
列车到达西伯利亚的大城市新西伯利亚。夜幕中摇摇曳曳的万家灯火就像北京的一样。
就像北京的一样......
*
十二月一号：
车厢里几个常走这条线的人告诉我, 能看到亚，欧两洲的界碑。但是，一个毫无经验的初行者是看不到的。列车疾速奔驰，我没有看到界碑。
“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国际列车”在亚洲“境”内行使了六十七个小时，将近三天三夜。
在车上找到一本德文的“西柏林—巴黎火车行程及票价表”。算了算，身上带的钱能把我送到巴黎。住处不是问题：去火车站刷夜！
*
十二月二号十六点三十分：
列车驶入莫斯科市区。全程一百二十八个小时零三十分钟。
我下车了，下了中国列车。
突然懂了什么是 “FOREIGNER”......
车站上人流穿梭，大家都匆匆忙忙。有的回家，有的继续赶路。
钻进中国使馆前来接北师大教授的小汽车里后，我请司机同志把我送到莫斯科“白俄罗斯火车站”，那是我的“驿站” ，明天就从那儿出发。
汽车在暮色中的泥泞雪路上东奔西跑，我不停地感谢北师大教授：没有他的帮助，我的“古拉格群岛”，说不定还有我就麻烦了！
使馆的小汽车把我卸在“白俄罗斯火车站”后扬长而去。
车站里真暖和，我暗自庆幸自己的分析正确：越冷的地方室内取暖越好。
寄存了几个小包，寄存处的老头在墙上划了一个“45”，我照数付款。
莫斯科人不懂英语，我东跑西窜，半天才找到“Ticket Office”办理莫斯科—华沙—东柏林的签票。
正排着队，就看见那两个车友走了过来：我说服他们也象我一样，充分利用为期一天的“Transit Visa”！
一个是上海的医生，去东德实习，另一个是陕西的小伙子—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就把“小伙子”算他的职业吧—要去西德的中国饭馆，还有一个我。
“莫斯科流浪联动队”正式成立！
排到我，才知道“签票”是当天早晨。
不管它，先逛逛！
宽阔的大街上汽车飞驰，溅起一片片的雪渣。行人都很守规矩：绿灯不亮不过马路。
走进一家餐厅—地地道道的莫斯科餐厅，服务员把我们引到一张远离苏联人的桌前。就座后，餐厅所有就餐者的目光一齐投向我们。
灯光暗暗的：原来饭馆的光线可以这么柔和,幽暗。
离开餐厅时，一个年轻姑娘远远地向我们挥手道别......
一边瞎逛，一边往回走。
真冷。没有风，没有声音，只有冷。
疲劳地坐在候车室的地上, 我们开始入睡前有一搭无一搭的“群聊”。
“小李！”
是北师大教授！
“您怎么来了？！”
“在这怎么睡觉啊？去我们饭店吧！”
我当然愿意——不为别的：饭店可以洗澡！可是“我们是三个人呢......”
“都去吧，有地毯！”
*
十二月三号：
盖了—莫斯科的地铁！
看到那一条条长无尽头的电动扶梯，看到那一座座庄严，典雅的车站雕塑，看到那一幅幅美丽，神秘的壁画才知道什么是文化和科技的融合。一直滔滔不绝的我们三个人都不说话了......
到了莫斯科不去红场，不看 (说错了，是瞻仰) 列宁的遗体岂不等于没到莫斯科？
我是刚刚离开天安门广场的人，莫斯科的红场本身并未给我留下多深刻的印象，倒是那几所大教堂在冬日的阳光下显得份外雄伟。
瞻仰伟人遗体的人很多，要排队，排大队，在最高气温零下十七度的红场上排队。
我身上穿着应该是在零上几度的气温时穿的衣物：一件衬衫，一件毛衣，一件中式短外衣，一条棉毛裤，一条运动裤，一双球鞋，一顶毛线帽，一双朋友的姐姐给我织的毛线手套。
那双球鞋被冻得变了形，我也体会到了寒风彻骨的滋味, 更明白当年拿破仑的士兵受了什么样的罪......
在我们的后面有一对结婚的新人 (问了当地人才知道，莫斯科人结婚时喜欢去红场瞻仰伟人) ，新郎还好，那新娘只穿着一条薄裙子，外面披着 (不是穿着) 一件大衣。
真该让列宁起来看看！
列宁没有起来，他安静地躺着，躺在他的透明棺材里, 一个干瘪的小老头儿......
离开列宁后我们去看高尔基，一是为了了解一下苏联文学界的泰斗，二是 (更重要) 为了避寒：买一张博物馆门票可以任意消磨时间，比饭馆便宜得多！
苏联的姑娘个个漂亮，那么冷的天还化着浓淡相宜的妆。苏联是美女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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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三号二十一点二十分：
又上了火车，“莫斯科—华沙—东柏林”。
车厢里又热又乱，卫生和服务态度一样差。
要上床，才发现没有梯子。去找列车员，这列车员手里端着一盘同事送的蛋糕，先是说不知道 (这列车员不知道他车厢里的事儿?！) ，大概看到我脸上有了怒意才找来一个梯子。
躺在铺上，感觉是无可挽回地“出国”了。
*
十二月四号：
红顶房子，绿草，蓝天，黑白色的奶牛 (也许是肉牛 ?) ，一切都安宁，整洁。
经过六天蒙古和西伯利亚的粗犷，波兰看上去就像一位秀丽的少女。
真到欧洲了。
“房间”里换了新面孔，我继续在上一列火车上就开始的活动：串门儿。
走进一节车厢里, 看到四个人对坐着喝茶，被他们的茶杯吸引住了。 那是安在金属套里的大玻璃杯，金属套上刻着许多缕花/镂空图案，非常精致。
“下午好！你们去哪儿？” 我试着用英文和他们搭讪。
“我们去波兰出差。” （又是出差的！）
“I see. 你们在哪儿工作？”
“我们是莫斯科的，我们是搞—外—贸的。” 其中一个人拉长了声音告诉我。
苏联的？去波兰”搞外贸“？蒙古的空旷就是被苏联”搞外贸“搞出来的......
说话间看到他们的小桌子上摆着不少吃食：面包，果酱，熏鱼......
“这是什么？” 我指着一个小罐子问道。罐子里面是一些黑乎乎的什么东西。
“***”
“什么？” 我没听懂他的话。
“Eggs. Fish eggs......”
鱼蛋...... 鱼子酱！
“Very famous!! ” 我随口说了一句。
“鱼蛋”的确有名，不过对我来说是有名无实：我从没吃过......
“ It must be very delicious!! ” 我又随口说了一句。
“来尝尝！” 他们招呼我坐下。
我真想尝尝“鱼蛋”—不是尝它的味道，是尝它的“有名”—可咱中国人不能“招之即来”啊，更何况他们也没有死乞白咧地要我尝！！
“认识你们很高兴！” 我和他们道别后走了。
当天晚上, 一个中国车友来找我：“哎，有几个苏联人叫你去他们那儿吃鱼子酱！”
“真的？！” “刚才......”
“我知道！我跟他们在一个车厢，他们跟我说......让我来找你呢。”
我从包里拿出一些北京的巧克力，兴冲冲地跟他去了。
鱼子酱是需要习惯的美味，就像松花蛋，臭豆腐，奶酪一样。
从今以后，我可以说，自己是一个吃过“鱼蛋”的人了！
后来知道法国，伊朗也弄什么“鱼子酱”，我冷笑着告诉朋友：我吃过正宗的鱼子酱......
*
十二月五号：
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果不其然：车到了东柏林，人到了东柏林，行李没到。
用英语和一个东德铁路女职工说明情况，又把行李单给她看；这女人板着一付东德脸，跟我说了几句......德文。再问她会不会说英语，她干脆不理我了。
看看四周，没有一个中国人：“莫斯科流浪联动队”的医生就在东德实习，那个小伙子不在，在又能怎么样？他们也不会说德语。
大字不识一个，没有朋友 (没有用得着的朋友) ，身上的钱只够行李转运，买去巴黎的火车票。
我傻眼了。
围着“东德脸”的有好几个，其中一个是黑人，可能是在东德的留学生吧 ?中国，苏联都爱帮助非洲兄弟！
“Excuse me, do you speak German?" 我试着用英文问他。
“Yes, may I help you?”
绝处逢生！
跟“东德脸”沟通后，那位留学生—真是留学生—告诉我，车站不负责办理行李转运，我只能自己办，或是托人办。
“Do you know where Chinese consulate in East Berlin is?” (你知道中国驻东柏林领事馆在哪儿吗？)
“不知道，不过我觉得你可以坐出租汽车去，司机什么地方都知道。”
聪—明—的—大—好—人！！
这位来自乌干达的留学生没有局限于理论指导：他和我走到街上，帮我叫了一辆出租汽车。
东柏林的街道毫无魅力。也难怪，刚从战争废墟里站起来的城市……
*
“您好，我是去巴黎留学的，我的行李还没到东柏林，可是我今天就得走......”
“你是公费的还是自费的？” 中国领事馆接待处的一位女同志挺和气地问我。
“自费的。”
“哦，自费的......你还是自己想想办法吧。”
“我没有钱，也不会说德文，实在没有办法了，您能不能......？”
“你等一下。”
“哎！哎！”
一会儿 (多长时间忘了) 从楼上走下来一个男的，很面善，穿着拖鞋。
“你把情况再跟X领事说说。”
领事！！
“X领事，我是......我的行李还没到......我能不能把托运票，转运费和地址留在您这儿，等行李到了您帮我办转运手续？”
“好吧。”
好—吧 ！！
“太谢谢您了！”
“一般我们不管自费留学生的这些问题, 这还是第一次，破例帮你一下吧。”
“是啊，大家都来麻烦你们哪行啊？”
过去不觉得自己这么自私，这么会逮着便宜卖乖。
千恩万谢了X领事和领事馆的女工作人员这两位救行李恩人，我离开了领事馆。
我到巴黎后没几天行李就到了，我买了一大盒法国的洗头液，浴液，花露水寄给了X领事。大街上看见过一次中国使馆的车，使劲儿跟车里的人挥手......
*
对穿过柏林墙毫无印象了......
还有几个小时才上车去巴黎呢，再逛！
寒星点点，我和那个陕西小伙子 (忘了是怎么重逢的了) 在西柏林英军占领区清冷的街道上溜达着。
一面大橱窗吸引了我们的注意，看得出来里面有不少人。走进去才知道这是一家咖啡馆，灯光暗暗的，有人坐着，有人站着，原来可以站着喝咖啡，站着喝酒！
我们没有喝，不是不能站着，是囊中羞涩。
继续往前走，不远处亮着灯，冒着气。 白色的灯光把夜幕衬托得更暗，夜幕又把灯光衬托得更亮。
一个摊子上摆着象圆筒一样的小面包，旁边有一个象炉子那样的东西，几个人站在那儿吃“圆筒”。
“What’s that?”
“Hot dog” 卖“筒”的笑着告诉我。
原来这就是famous “热狗”！
我和陕西小伙子一人买了一只热狗吃了，站着吃的。
两个柏林，两个星球......
*
十二月六号 六点十八分：
“西柏林—布鲁塞尔—巴黎”国际列车终于稳稳地停在“巴黎北站”。
拎着，挎着六个颜色，大小，质地，内容各异的小包，我沿着车厢向前走，不一会儿就满头大汗。
我得喝点儿什么。
“CHANGE”
Change money！
揣着刚刚换的几法郎，我四下张望着。
“Café”
这不就是咖啡馆吗？！这法文跟英文差不多！ 一个月以后才知道这法文跟英文差得多了。
我走过去，还是拎着，挎着那几个小包。
“A glass of beer, please.”
“A beer?”
很快，给我端来了一杯啤酒！
这里的啤酒杯真好看！
我几口把啤酒灌进肚子里，当然是站着！
2015年4月-2015年12月
感谢李之聪发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