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似乎都不太順利，回台一年後，更爆發了二二八事件。先前累積的民怨，因為賣私煙的婦人被查緝員打傷而引爆，全台灣跟著轟然一響，到處有洩忿的反政府行動。
三月初，有彰化和台中的年輕學生到嘉義市火車站和中央噴水池之間的大街上講演，號召民眾起來反抗。嘉義市民群情激憤，民兵攻佔了市政府，外省市長和軍隊退守到南邊的水上機場和東邊的山子頂、紅毛埤，之後雙方交戰，民軍一度傷亡三百多人，零星遭殺的還有好幾起。對峙的七、八天中，有許多名望人士穿梭談判，尋求和平。最後增援的軍隊強勢進入嘉義市區，官方轉趨強硬，態度近乎報復性，開始搜捕與屠殺。
在這個過程中，一開始嘉義市街槍聲不斷，媽媽當機立斷，馬上帶我和姐姐逃難。先往南跑去水上，避進大姑家裡。沒想到，水上機場被民眾持槍包圍，我親眼看見敗退的民兵三三五五走過村庄，滿身土泥，以槍為杖，就像美國南北戰爭的電影一般。
媽媽又覺水上不安全，改向東，往更偏僻的山裡走，避到梅山姨丈的家。人算不如天算，有一晚，槍聲再起，隔天，媽媽馬上又帶我們徒步往北到竹崎，再繞回嘉義。
那時，驚恐好像無可逃避，嘉義的天空，烏雲盤據不去。二伯母的哥哥朱榮貴戰後曾任嘉義市議長，到二二八事件當時，已經卸任，仍為地方上的要人。二伯母是我的生母，所以我也稱呼他「大舅」。二二八事件爆發後，不知何故，大舅也被抓走。朱家上下焦急如焚，伯母為了營救兄長，知道有軍方司令將到嘉義，她不顧一切，穿著「長衫」〈稍微寬鬆的舊式旗袍〉，自己一個人跪在嘉義縣政府前，雙手捧著陳請書，高高舉在頭上。以一種極度卑微的柔弱女人身影，懇求軍方釋放大舅。
伯母真的救了她的哥哥，一星期後，朱家舅舅被放出來。伯父的好朋友潘木枝醫生就沒這麼幸運了。
戰後初期，各縣市的意見領袖，都是醫生、律師這類的知識名望家，議會也由具清譽的士紳領導，跟現在完全不同。國民黨政府為了壓制反對的聲浪，就從這些地方要人下毒手。國民黨用一種非常野蠻不文明的方式，無法無天，意在殺雞儆猴。早上，軍人把這些先生的雙手綁在腰後，背插木牌，寫上名字，丟到卡車上，故意駛過市區幾條主要街道，最後停在嘉義火車站前。受難的先生們跳下卡車，兩腳癱軟，身體歪七扭八，軍隊也不管甚麼死前尊嚴，馬上舉槍射殺。而且，故意遺留屍體在現場，到黃昏以前，還不准家屬帶走。
三月下旬，從十八日到二十五日，八天之間，這樣殘酷的公開遊街、處決、曝屍，在嘉義有三次。第一次處決一人，遊街和槍決的過程，我未目睹，但最後他躺在火車站前，我去看了。當時不認識他，現在知道是二二八處理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復志。他帶頭要去化解衝突，反成首謀，真是悲哀。第二次槍殺十一個人，我完全不知道。第三次，屠殺四位嘉義市參議員，其中就包括前輩畫家陳澄波和潘木枝醫師。
那一天，我和伯父站在仁愛路家裡的二樓陽台，因為距離火車站只有兩百多公尺，也目睹了槍殺場面。卡車經過我家前面時，眼見潘醫師受縛在車上，我記得很清楚，伯父以哀傷的口吻告訴我，「那是木枝仙仔」。
在嘉義，不只伯父稱呼潘醫師「仙仔」，他的醫術高明，大家都尊敬他，二二八前，他還被推舉為市參議會副議長。二○一二年，台北舉辦潘醫師紀念展，潘醫師的四子潘英仁是我嘉義中學同學，開幕時我受邀致辭。那天，前副總統蕭萬長也去了。他說，小時候身體不好，都是給潘醫生看的，非常好的醫生。潘醫師受害當天，媽媽要他到潘醫師遺體前，點一枝香祭拜；當時他八歲。
八歲的蕭萬長不是唯一的一個，當潘醫師遇害，還躺在火車站前，馬上有人自動拿香爐和幾十袋的香，放在他身旁，供鄉親弔拜。潘家人用擔架將潘醫師抬回家，沿路也都有人擺置香爐，以一炷炷無言的香，送別這位可敬的醫生。
那一年，我十二歲，不懂政治，但從長輩的聊天，得到一種印象和感覺──嘉義人的心靈受了很大的打擊；公認的好人，卻被莫名槍殺，大家都很難過。
初中就被押到憲兵隊睡乒乓球桌
二二八殘酷屠殺時，我還未脫離兒童，對外面的恐怖氣氛，只有一點似懂非懂的感覺。但不到兩年的時間，忽然具體了。我才初二，十四歲，就被憲兵拿槍指著，還被抓走，在憲兵隊過了一夜。
那時候，班導師約班上十幾個人去台中旅行。出發那天，也不曉得哪裡陰錯陽差，老師沒有準時現身。以前沒有手機，電話也不普遍，無法馬上連絡。少年郎人一多，膽子會長大，甚麼都不怕，我們十幾個人立刻決定自己行動。
不久，一夥人就搭火車到台中，並入住旅館了。那時才一九四九年，國民黨視公共場所如虎如豹，唯恐藏了共產黨或反對份子，住旅館要登記身分證，軍警隨時會到旅館臨檢，查驗身分證。
我和一位叫蔡順利的同學感情很好，我們沒帶身分證，卻大膽溜出去玩，沒想到還是被憲兵遇上。一個操外省口音的憲兵，槍對著我們，叫我們走前面，他像押解犯人一樣走在後頭。我嚇得不知道經過哪些路和哪些建築，到了台中憲兵隊，有個憲兵先一付施仁姿態，「你們兩個是學生，我才讓你們睡在乒乓球檯上。」卻馬上又威脅說，「如果二十四小時內沒有人保你們出去的話，就把你們送到火燒島！」我才十四歲，哪知道甚麼火燒島。那晚，很害怕，又不是真的知道多恐怖，昏昏然，在乒乓球桌上過了一夜。隔天，媽媽和伯母才驚魂趕來，把我帶回家。
比較起來，現在的國中生受呵護多，學校老師也知道分際，不敢灌輸政治意見或透露政黨傾向，但在六十幾年前，至少我讀的嘉義中學，政治的魔爪伸向學校時，大門會自動打開，圍牆會應聲倒下，如入無人之境，沒有任何阻擋的力量。曾經有一部紅色的吉普車開進嘉中，勒令初三全體學生到操場集合，大家一排好，馬上有一個學生被揪出帶走，聽說因為他在朴子散發傳單。
像這樣非正常民主社會該發生的事，我們其實都不在現場親睹，校園內也沒人敢藉機鼓譟，沒有大字報或聚會抗議。不過，雖沒有騷動，卻有一股看不見的空氣在每個人心裡流動，催熟我們對政治的敏感度。譬如謝東閔來嘉義中學演講，說中國的文化如何偉大，台灣人應該感到光榮云云，我就有意識，知道那其實是一場政治宣傳。而我自己被憲兵帶走一夜，加上二二八遺留的氛圍，在我年少的內心，也有了「統治階級不把我們看成中國人」的不平等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