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雪持续实行她的个人表演，全然不在乎那些总想将她归类或解读的批评家和读者。她的家庭曾被贴标签划为"右派"且被共产政府倍加迫害，这样的社会背景夺去了她任何正式教育的机会。尽管如此，她仍从80年代文学新风"文化热"中崛起，成为一派以形式主义试验和鲜活的肉体摹写来挑战社会现实主义正统性的小说作家（包括苏童、莫言、余华等等）其中的一员。但她却不同于那些追寻未受污染的原始过去、或立志记录文化大革命疮痍的同侪。残雪对中国民间故事或政治并不感兴趣。她作品具备的那种大胆创新，以通俗却又带有作家气质的风格实现、强调空间和叙事逻辑的急遽转变，超越了她同辈中国作家的试验性。事实上，她的创作有时甚至比她所敬爱的西方现代主义作家还富有冒险性。这当中包括卡夫卡、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等明确地影响她的作家。文学季刊《Conjunctions》屡次刊载她的作品，而她也博取了众多西方作家的敬仰：罗伯特·库弗曾封她为"世界大师"、苏珊·桑塔格亦曾在过去宣称她独是中国诺贝尔奖当之无愧的作家。相较其他中国作家，她始终与众不同。在其他偏先锋的中国作家正转向较平易近人式的现实主义的同时，残雪仍动人地执着于她个人的表演，即，编织高具挑战性的尝试作品。
就此而言，残雪的写作不外乎一个存在性的挣扎。她的短篇小说〈蛇岛〉显示出她涉险的招数。其中，一个男人在三十年后回到他偏远的故乡，却发现他似乎半个面孔或东西都不认得，连家人都找不到。到了最后，村人召他加入战役。他解释说，蛇岛分成了两半，一半是活的，一半是死的，而活着的那半必须和死的争斗取得领土。这也就是残雪永无止境的搏斗挣扎：为反抗灵魂的死亡写作，并且奋力争取一个实在的人生。挣扎从不终止；表演继续进行。
接下来与残雪的访谈是以中文透过电子邮件进行，转而翻译为英文而成的。
在您的写作经历当中，您曾换过几次英文翻译家：头三部翻译成英文的作品是由 Ronald R. Jansen 和 Jian Zhang 所译，而最近期的三部作品则是由 Karen Gernant 和 Chen Zeping 合作翻译的。请问您与译者的关系如何？其中是否存在合作空间？就您估计，什么样的技能及特质是成功地翻译一篇残雪故事所必须具备的？
我同我的英文译者都是朋友。我一共有五个英文译者：Ron Jansen，张健（两人合译)，Karen Gernant，陈泽平（两人合译），和 Annelise。从90年代起，我奋力学习英文，掌握了一定的技巧，从 Karen 和陈泽平接手我的作品翻译以来，我一直坚持阅读他们的译文（也包括后来 Annelise [Finegan] 的译文），给译者提供参考意见。残雪的作品是很特殊的，我认为最重要的技能是精读原文，对作品的整体语感和深层幽默有全面的把握。表达的精确性与译者的感受力、以及逻辑能力有直接关联。因为这样的小说已经超越了哲学的深度。两种语言的恰当转换是最难的。中文含义深，更重感觉的微妙，英文直接，更重辨别的清晰，这个"度"极难把握。
您是位极多产的作家，出版了一百余篇短篇小说和数十篇中篇及评论。相对之下，这些大量作品只有一小部份被译成英文。在您尚未被翻译的作品之中，您有无还希望看到翻译版本的？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有2个长篇，（最新长篇《最后的情人》最近已决定2014年春天由耶鲁大学出版社推出，目前正在编辑中），几十个中篇和短篇被翻译成了英文，按中文计算有130多万字，也不算少吧？我的作品水平很一致，这在作家当中是很难做到的。我的野心是将我的全部作品都在美国出版。
再来谈到您的写作思路过程。您曾在访谈中提到说您的写作泉源来自您的潜意识，并说一个真正好的作家应该不意识到他在写的是什么。您开始写一则故事时，脑海里浮现着什么？
潜意识本身并不是决定性的，每个人都有潜意识。关键在于你能否发动它去搞创造。这里头有个复杂的机制，要从哲学和艺术的高度来解释。我打算根据自己的艺术实践经验和我对西方哲学的钻研成果，在五六年之后写一本《艺术哲学》来阐述这个问题。我已经写了三十多年了，所运用的正是现代艺术的创造方法，即，理性在场外监控，感觉充分发动，向着意识的黑暗深渊突进，在两股力量的张力中营造奇异的理想主义的情节故事。我想，能够像我这样写作的人必须具备巨大的原始能量和高强的理性精神，这样才有可能使意识于分裂中维持整体的创造。在中国，我还没见到过能将这种创造维持多年的作家。
您的作品的结构，包括故事性和每个意象之间的关连，都时常很不容易辨识，以致于令人很难想像您如何捏塑您的故事。您如何编修一则残雪故事？
我从来不修编我的故事。我拿起笔就写，每天写一段。三十多年来都是如此。我想，我周围有强大的"气场"，这是我成功的秘诀。成功的艺术家都是能操纵"二力抗衡"这种高超技艺的人。
您说到"每天写一段"。请问您的意思是您写您的故事，从头写到尾，一段接一段吗？还是您每天写一段之后，再整理、另排顺序？
我的所有长篇小说和中、短篇都是从头写到尾，一段接一段。我从来不去整理或另排顺序。我的手稿非常干净，几乎连字句都改得很少很少。
有些关于在您作品中再三出现的影像和题材的问题。在您的写作中，空间的概念总是一再受争议：您的故事描写超凡的空间（〈都市里的村庄〉里的公寓），转换尺度和实际性的空间（〈归途〉中的茅舍四周），以及含糊不清的空间（〈旷野里〉中的黑暗，或〈垂直运动〉里的地下世界）。在小说中，您何以对操纵空间感兴趣？
只有具有高度理性的作家才能突破常规空间，进入到原始的、单纯的异质风景里头去。比如但丁就是这样的作家。地狱的风景充满了渴望与力量，那些觉醒的伟大的鬼魂通过生死搏斗来赢得自己的空间。搏斗一停止，空间立刻消失，这就是我在上个问题中提到的创造机制。陌生的空间就是作家的生命力的展现。
您的著作经常描写古怪奇醜、肢体残毁、及全然的暴力。这一项特色似乎近似于其他80年代所谓先锋派作家们的作品。尤其您作品的意象某种程度上仿若余华早期的著作，即您曾称是"中国真正称得上现代主义而又有内涵的作品"。您描写暴力的手法和其他先锋作家有什么异同之处、能否说说您自己对于您作品中暴力描写的看法？
为暴力而写暴力是没有品位的。我并不像有的中国作家，对单纯的暴力描写感到津津有味。那叫做变态，没有内涵。余华早期的某些作品写暴力很出色，例如《河边的错误》等。我还写过评论。但他也有几个写暴力的作品并无内涵。他的创作上的自我意识不强。莫言的一些暴力描写很变态，品位不高。什么叫有内涵？就是说你的暴力描写要有形而上学的意味，它是对灵魂内部真实斗争的描绘，就如但丁的地狱图像。读者读到了可怕的景象，但这些景象激起了他对最纯净的理想的向往。你的问题将我的作品同其他80年代作家一锅烩，说明你们对残雪的阅读并未深入下去，还要努力。
您期望与您的读者有个真正的合作关系。您曾说过这些读者必须具备扎实的现代主义底蕴方才能明了您的写作手法，并需肯下功夫去了解您作品当中深层的结构。倘若您对读者的投入和回应期待那么高，那么您个人与读者们的关系又是如何？对于您的作品的反应，您是否注意到华文读者和外文读者之间什么不同？
在大陆，我经常同读者互动，出版过好几本访谈录。还在网上同网民交流。我也经常批判我的同行，几乎将所有作家和批评家都得罪了。不过我仍要坚持说理，坚持批判立场。大陆有不少残雪迷，不过总的说来残雪的时代还没到来，因为她的作品太超前了，不符合一般审美习惯。所以我要继续扎实工作，让自己的作品存在。对我的作品的反应，华文读者和外文读者应该差不多。因为我的主题是普遍人性，是大自然的本来面貌。
可否请您解释"主题是普遍人性，大自然的本来面貌"的意思？我们看到大自然经常在您的故事中以反抗的力量呈现，促使自我发现（〈海的诱惑〉里的大海），或是扮演生命真理的角色，恰好隐藏在表象之下（〈泉水〉里的清泉）。就您的解读，您故事中大自然的面貌和您对大自然的感觉，这两者之间的关连为何？
按我的世界观来区分，人与大自然是同体结构关系。大自然是最高存在，她在一些阶段必然诞生出一些像人类这种等级的事物，为的是通过他们来显示自身的本质。但我并不是泛神论者，我认为这种情况是自然的结构功能本身使然。人类身上背负着自然母亲赋予他们的使命，（自然要求人类通过创造来领悟和实现她的目的），由此可以推测出他们自身的结构功能与自然也是一致的。他们只能作为自然之子存在，并与母亲同体。因为我信仰自然（作为一个中国人，这是很自然的），所以在我的作品中，有和无，物质与精神，思辨思维与感性质料思维，此岸与彼岸，都是统一又相斥，既有相互间的殊死斗争，又在斗争中达成抗衡和同一。在这方面我的思想体系同西方文化体系正好相反。当然我的世界观是通过我自己发奋钻研西方文化而逐渐形成的。
明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将出版您一部对卡夫卡的评论的英译版。这亦是一位您常写到、且相当吸引您的作家。在我们看来，您对卡夫卡的见解似乎挺特殊的。您曾说过卡夫卡的作品"意味着那既无比惨烈，又充满快感的自由，如同他的小说《审判》中的K所经历的一切，神秘，恐惧，陌生，然而一举一动无不出自原始的本能和崇高的意志"。什么经验或影响塑造出您对卡夫卡的看法？
我对卡夫卡的解读确实在世界上罕见。我想我的评论之所以能让读者耳目一新，主要是因为在对卡夫卡的作品理解中加进了东方元素。西方人的宗教感让卡夫卡痛苦不堪，英年早逝，不能不说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他的创造性。而我的中西方文化结合的世界观使我能豁达地看待世俗生活，能承受深层的黑暗幽默。所以我在解读《城堡》和《美国》等名篇时，突出了其中的生命活力和原始的反叛性狂欢，更突出了生命的积极意义所在。我认为自己在这个方面超越了存在主义，提出了一种中国色彩的艺术哲学观。我之所以能写出这样的评论，是因为我同卡夫卡，但丁，卡尔维诺等人探讨的是同一个艺术哲学观，我将我三十多年的创作经验运用到评论中去，才有了今天的突破。我不光写了评卡夫卡的书，还评论了但丁，博尔赫斯，卡尔维诺，歌德，莎士比亚等伟大作家，写了6本书。
能否请您就"西方人的宗教感"多说一点？您的"宗教感"是什么意思、而这个"宗教感"又如何"削弱了［卡夫卡］的创造性"？
我这里主要是指"原罪感"，即人生来有罪的设定。卡夫卡的个人生活和文学创作有这方面的背景，所以不少人认为他的作品可以用存在主义来解释。我的评论将他同存在主义进行了剥离，从这位作家旺盛的创造力出发写到了他对世俗生活的热爱，对钳制自身的宗教感的异教徒似的反叛，他的原始发挥至上、理性操控的强大个性。但卡夫卡在现实中的表现远没有他在创作时那么强大。他总处在被原罪感吞没的边缘，而且害怕世俗生活，总想逃避。这点倒是与存在主义合拍。来自宗教意识的没完没了的自责最后终于战胜了他的原始生命力，他被自己灵魂中的内耗夺走了全部元气。他的那些书信和日记处处显出他是一个有"洁癖"的人，一个忍受不了生活中的庸俗的人，一个每天苛求自己做"好人"的人。
那么接下来谈到您所承袭的影响。您曾经清楚表示您完全反后现代主义，且偏好自我订位为现代主义作家。现代主义究竟对您而言包含哪些意义？
后现代打碎结构，不建立任何东西，属于文学和哲学的一个过渡阶段。现在那个阶段已经过去了，那时提倡的东西也不符合时代的要求了。只有建设性与创造性才是我们人类的终极使命。我们作为自然之子，每个人都应将自己的创造性发挥出来，才不会辜负了自然对人类的期望。在这个方面，现代主义文学做得比较好，同我的世界观很合拍。现代主义无一例外地追求理想，视创造发明为最高境界，热爱世俗生活。这些都是建构未来精神王国的重要因素。
是否还有从事于其他领域、使用其他媒介的当代艺术家，特别启发您或者受您欣赏？哪些当代艺术作品格外贴近您个人的手法？
现代艺术（包括文学）都是表演艺术，都是艺术家站出来生存的示范。我喜欢的艺术很多，古典音乐、现代主义绘画，现代主义舞蹈都能深深打动我。古典音乐，比如比才，柴可夫斯基，贝多芬，勃拉姆斯，舒伯特，蒙德尔松，巴赫等，都是真正的现代主义示范表演。《圣经》和《神曲》里面也充满了现代主义元素，远比所谓的后现代文学创作有力量。现代主义画家、雕塑家中我最喜欢的是凡高，达利，蒙克，米罗，Bosch（荷兰宗教画家），Giacometti 等人。我最喜欢的舞蹈是日本的Butoh（黑暗灵魂的舞蹈）。
您曾称您的作品是"异国的植物生长在有五千年历史的身后的土壤之中"。您常提到这"异国的植物"，却鲜少论及"五千年历史的身后的土壤"。您的作品是否承袭了什么中国文化的影响？志怪小说？或许李贺或李商隐的诗词？"五千年历史的身后的土壤"如何滋养您的写作？
首先要弄清一个概念，什么是中国文化？吃饭穿衣，与人打交道，男女关系，对语言的感觉，说话的方式等等，这些是不是文化？我们是不是浸淫在五千年的文化之中？作为一名纯粹的现代艺术家，对这个中国文化的感受会不会比一般人更深、更彻骨？你说的那些中国文学作品我虽然也读过一些，但除了《红楼梦》和一些唐诗以外，其他的并不能触及到我的灵魂。我所思考到的中国文化的精髓，是她那种"天人合一"的潜在力量。这种力量在五千年里头并没有被我们民族意识到，因为我们孤独封闭，缺少独立精神。但我们应该是有力量的，一个民族存在了几千年，里面总会有一些不朽的元素。但这些元素你不去开发，它们就永远在黑暗深处不见天日，也不能真正存在。我的方法，就是用西方文化的这把锄头来开掘我们的古老文化，使它应有的价值得以实现。西方文化"分"了几千年，我现在要将此岸与彼岸，大地与天空，世俗与虚无合成一个东西。而在这方面我是有优势的，这个优势就是五千年历史给我的滋养，启示。
您在《思想汇报》的序言中提到为读者"解放灵魂"。您另外还曾谈到艺术家应当"使得读者有可能撞开自身的地狱之门，放出禁闭已久的幽灵"。许多这般的想法和用词使我们想起新文化运动之文人、哲人所提出的文学革命和文学改良言论，而"地狱之门"和鲁迅的"铁屋子"似乎亦有异曲同工之妙。您的创作使命如何和他们的相似，又如何和他们相异？
鲁迅先生对待异国文化的态度仍然是我的榜样。那种开阔、不自卑的心态正是我们大陆的文人所缺少的。在这个方面我发表的言论已经够多了。我只想补充一句，今天的大陆文坛远比三四十年代黑暗。我的使命就是与当今文坛对抗，发扬鲁迅精神，给青年作家留下一线希望。当今大陆文坛是一些利益分配集团，青年作家只要有一点反骨，就得不到发展机会，只能自生自灭。
您成长于一个受马克思主义及其他前卫西方思想影响、但却对外界封闭的中国。在这段期间（1960 和 '70 年代），您受了您被下放的"右派"父母和革命背景薰陶，广读外文文学、马克思哲学以及西方历史。在您的写作中，您如何在这些相互讽刺、甚至相互抵触的概念中协调找到立足点？
我从不凭概念写作，我凭感觉写作。当然我是有概念的，我更愿意将我的认识图型说成"理性直观"。因为我的理性是由感性凝结成的。我在上面已经说了，我所描写的，是灵魂深处的矛盾斗争，是作为艺术化了的人的人生风景。我的出发点是内心深处的生命冲动、自由冲动。它是这样一个机制，你冲动，风景就在张力中成形，你停下来，风景就隐没了。我在多年的阅读中充分吸收了西方的思想，但我的创作机制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中国式的颠覆机制。这当然同我的人生经历分不开。我是一个酷爱西方文化的中国人。
您如今写作已经很长一段时日，恐怕有超过三十年了。这期间中国经过了极大的改变，而中国的写作市场亦几乎天翻地覆地转型。尽管如此，您的写作却似乎长久保持着一定的风格。您自认您的写作（或写作过程）在过去三十年之中如何演变了？
中国文坛这几十年的小小变化在几千年的文学史中并不能占据重要位置，它的变化对我的写作毫无影响。我的写作是徐徐变化的，它遵循的是我的创作本身的规律——一种新生命的逐步揭示与演变。我最讨厌跟风的写作，我一贯与中国文坛格格不入。
您相信读者唯有透过亲身浸渍于阅读的过程中，慢慢地找寻深意，方才能领悟您的作品，您还常鼓励读者加倍用心去体会，让他们自己来回答对您作品的疑问。不过，单看您可观的受访次数即可得知，您让出时间给读者毫不吝啬、乐意地接受提问。既然诠释您的作品是这么件独立的功课、一个要求贯注精神和耐心的功课，您又视接受访问的用意为何？
我的作品属于一种特别超前的文学种类，比当年的卡夫卡相对于读者来说还要超前得多。并且我自认为是一位理性和原创力都同样超强的作家（我出版了不少评论集）。我的小说完成之后，放一段时间，我就能悟到其中那个本质结构，这种能力是其他作家很少具备的。所以我不但评论别的经典作家，也评论我自己已完成的小说。认为作家不能评论自己的小说的观念是一种过时的观念。当今文学的发展，使那些尖端产品向着实验性挺进，大有与哲学合流的趋势，并且能起到哲学所起不到的作用。我作为具有浓郁哲学气质的实验小说家（我的方法是："拿自己做实验"），有能力解读自己的作品，应该不值得大惊小怪吧？每个人都可以拿出自己的解读嘛。
我相信在未来的时代，尖端的艺术家们都会成为自己作品的阐释者，阐释之潮将蔚然成风。这难道不是广大读者的福音？如果读者的眼界被打开，好奇心被挑起，他就有可能跃跃欲试，每部作品都会变成一个实验场所，人们在阐释中进行再创造。我将这类阐释称为作品的延伸。现实主义阅读方法的那种被动的欣赏，那种从外部对文学之谜发一发感叹的方式已对付不了像残雪小说这类实验作品了。每位读者都要站出来表演才可能进入实验文学的境界。
